《考古四记》书影。

　　郑嘉励为读者签售。王平 摄

　　浙江在线1月2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马黎 通讯员 王平 马正心 竹嫄）“每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的，风水就是抓住了人性中最深层也是最悲哀的一个问题，越有身份的人，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在乎风水，朱熹也不例外。”

　　“死亡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节日。”

　　一位考古工作者的新书分享会，充满了这样感性又适合传播的金句，大概也只有郑嘉励了。

　　1月28日，中国丝绸博物馆·晓风书屋，钱报读书会·华云文化咖请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他的新书《考古四记》上周刚刚上市。这次读书会还进行了网络现场直播，让上万名不能赶来现场的读者，也庆幸没有错过精彩。

　　朱熹的小私心

　　中国传统是一个家族社会，家族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按照儒家伦理的价值观，生前要聚族而居，死后要聚族而葬。

　　家庭中最重要的单位是夫妻，然后是父子、兄弟。一代人是夫妻合葬，两代人就是父子合葬，三代人、四代人、多代人的合葬，也就是“族葬”。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郑嘉励在田野考古和调查中发现，江南地区类似的两代人合葬的南宋墓地其实是很少的，更遑论三代人、多代人的合葬。

　　郑嘉励举了一个大熟人的例子：朱熹。

　　朱熹是孔子以后中国最大的圣人，一个大儒家的家族丧葬是怎么样的呢？

　　朱熹的爷爷朱森，埋在福建的政和县，朱熹的父亲朱松埋在武夷山，朱熹本人埋在建阳。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朱塾埋在建阳的另外一个乡镇，小儿子是埋在建安的。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朱熹的父亲埋在武夷山，母亲祝氏埋在建阳，夫妻俩居然没有合葬。

　　“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迷信风水，每个人都要占一个好山头。所以，朱熹的子孙清明节上坟苦啊，一家人的墓离得这么远，没有半个月哪里跑得完。”郑嘉励笑着说。

　　郑嘉励提到了朱熹最有名的《朱子家礼》，这应该是很多讲国学的人必读的一本书，书中非常详细地规定了祠堂礼、冠礼、婚礼、丧礼、葬礼、祭礼该怎么办，把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礼仪都规定得十分详细，操作性非常强，可以当成说明书一样，用来指导大家的生活。

　　“死亡才是一生中最大的节日，这句话一点不错。婚礼最多三天，可是古人丧礼是三年，丁忧是两年七个月。所有的礼仪里面，丧葬礼其实是最重要的。”

　　但是，问题来了，恰恰对于最能反映儒家伦理的族葬礼，朱熹居然一个字都没有提。

　　“那不废话嘛，他自己都没这么做，还怎么指导别人？”郑嘉励说。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心里其实是很有数的。

　　“可见，古人既有追求族葬的理想，又深深地被世俗的祸福观念所困惑，所左右。”郑嘉励说。

　　南宋人对死亡的态度如此理性

　　读书会现场，有一位读者提了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浙江的南宋墓葬里，几乎看不到那些精美的雕梁画栋或者华丽丽的壁画？”

　　我们听听郑嘉励的讲述——

　　首先，不要认为壁面装饰丰富的，石雕艺术非常好的墓，墓主的身份就很高，恰恰不是。

　　四川泸县宋墓里面石雕，妇人启门，墓门两边还站着一对武将把门，都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其实这些墓主人的身份，都是不高的，通常只是一些富裕的平民。

　　朱熹虽然迷信风水，但他说过，只有儒家才能坦然看待生命，命就是一股气，气聚在一起，人就活着，气散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对生死抱着一种相当理性的，非常接近现在唯物主义者的态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才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方向。

　　郑老师你为什么不写考古小说

　　有读者现场怂恿郑嘉励：是否可以尝试写考古小说，包括特地从上海赶到杭州的本次读书会的嘉宾、写了很多历史题材悬疑小说的作家季灵，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当然也考虑过写这样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很期待，考古学界能出现这样的大才，这确实是值得走的路，但这不代表南派三叔的这条路有什么不对。”郑嘉励说。

　　既然讲到南派三叔，大家必然还是要抛出那个老问题：盗墓小说和考古的关系。这位考古工作者会怎么回答？

　　“我对《盗墓笔记》的叙事技巧和想象力都非常赞赏，但不代表我认同小说对古墓和盗墓的渲染。写小说的人要赢得读者，必须要把神秘性渲染出来，但干考古的我，在这几年传播中所作最大的工作，恰恰是祛魅——把附加在考古身上的‘神秘’的东西，一点点地剥离。故弄玄虚、神秘主义，从来与我无缘。

　　比如盗墓小说，把洛阳铲讲得很神奇，在我们看来，只是熟能生巧的手艺。

　　只要人有欲望驱动，盗墓一定会有。曹操就是这样，据说他自己也曾盗墓，所以就格外有心得，生前对死后怎么样规避盗墓，就很焦虑。但最后，曹操墓也还是被盗了。这是人心的欲望。

　　盗墓小说和考古根本就是两回事，它是借古墓葬题材去讲自己的故事，这跟真实的考古、古墓毫无关联。我们不要自作多情，硬把这两个东西扯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