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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从小到大都是宅女，参加工作前去过的最远地方是富阳。做了老师后，陪学生最远去过台湾。2016年以前，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远离家人，一个人去非洲教书。

　　这辈子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就是2016年坐高铁去北京参加外交部外派教师培训。第二次一个人出门，就要独自从杭州飞广州，再从广州飞肯尼亚。

　　2016年5月的一天，我们学校的张校长在群里说，外交部要在我们学校征集一名语文老师外派去国外教语文。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不需要英语水平，重点强调了“比较发达”几个字。而且，可以带孩子一起过去上学。

　　有意向的话，第二天报给他。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直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想比较发达的意思，至少应该是德国这类国家吧，如果能带上女儿出去学一年英语，也挺好，便报了名。

　　回家跟先生一说，他也很高兴。我在胜利实验小学教语文，他是时代小学的数学老师，如果我把女儿带走，他会轻松很多。

　　过了两天，校长告诉我，一共有五名老师报名，学校综合考虑推荐我去，6月3日就要带我去省厅签协议。

　　签协议的时候，我仔细看了，协议上也没写到底是去哪里，只知道是驻外人员就读的阳光学校。

　　7月份就要去北京培训了，六月底还不知道去的是哪个国家，我每天追着外交部的联络人问。被我问得烦了，他才告诉我，去的是肯尼亚。

　　我一听是肯尼亚，马上百度，发现是非洲，整个人就傻了。

　　联络人担心我不去，说不好意思啊，去那么艰苦的地方，还安慰我，常驻是比较辛苦，但是旅游是很好的，你的家人也可以来看你。

　　我只好强撑说，没关系，我还是能吃苦耐劳的。

　　原本打算我把女儿带走，让先生轻松一年，最后反而变成他又做爹又做妈。

　　第二天一大早，我告诉校长去的是非洲，校长脸都白了，说怎么可能，我马上去问问。

　　校长问完回来说，还是蛮好的一个国家，肯尼亚在非洲，相当于中国的上海。你如果有什么困难，学校能帮你解决的都帮你解决。

　　2

　　我去的是肯尼亚阳光学校。阳光学校是专门给驻外人员的孩子办的，流动性很大，年龄参差不齐。1990年在美国大使馆办了第一所阳光学校，肯尼亚的这所学校是第十八所，一共两个人，大使夫人是校长，我是唯一的老师。

　　7月19日我坐高铁去北京培训，主要就是讲一些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回到杭州，我买了一本毕淑敏的《非洲三万里》来看，网上也查了一下肯尼亚的情况。

　　联络人说，锅碗瓢盆床上用品被子都得自己带，自己烧饭。我从小到大没烧过饭，我带了个电饭煲和热水壶、米、茶叶，两双碗筷。我妈临时教了我几个简单的菜，都是胡萝卜丁豌豆肉丁和饭一起焖。

　　印象中，非洲都是很热很晒的，所以我只准备了一条空调被，一条毯子，很多连衣裙。

　　我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的都有，要求我自己准备好教材带到肯尼亚。

　　我说我是小学老师，没教过高中，不会。他们说，你不会也得会，可以现学现教。我女儿正好读高一，后来每次上高中课程的时候，我就问女儿，他们的老师是怎么教的，真的就现学现卖。

　　八月份正在放暑假，书店里也买不到初中的课本，最后到其他学校去借了三套初中教材，又从我们学校拿了小学课本和一些教辅配套练习，一共带了二十多套书过去。

　　我8月21日从杭州出发，先飞广州，午夜十二点半再从广州飞十一个小时到肯尼亚。因为时差的关系，到那边是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一出机场就觉得好冷，跟我想象的非洲完全不一样，我们杭州夏天这里是冬天，只有十几摄氏度，和杭州深秋的感觉差不多，早晚温差非常大。

　　路上都是中国七八十年代的建筑，看见很大的鸟在天上飞，他们告诉我这个鸟叫垃圾鸟，专门吃垃圾的。下午三点，大使馆办公室主任的夫人带我去买日用品，看到路边很多人在吃饭，当地人饿了才吃，不饿不吃，一天两顿，中午有时候就啃一个随处可见的牛油果。

　　主任带我去银行换钱，到了一个mall里面，我打开包准备拿钱。她很紧张地扑上来一把捏住我的包，说你不要在这里拿钱。

　　银行开了很小很小的一扇门，只够一个人进出。到了银行里面，她还叮嘱我：你悄悄地把钱拿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肯尼亚很不安全，出门必须结伴，还必须开车才行。抢劫很多，破案率很低。

　　我到第一天，使馆工作人员带我去吃饭接风，把我带到一个居民楼，我还很奇怪，这里怎么会有饭店。到了二楼，发现是一个中国人开的餐馆，很隐蔽，门口除了有保安，还装有一扇大铁门锁着，有客人来才打开，人一进去马上锁上。

　　我住大使馆办公楼里的一套两室一厅，一层楼都只有我一个人，我很害怕，晚上我把水壶碗全部放在凳子上摆在门口，刚到有时差，晚上特别冷，我把带来的被子毯子全部叠起来盖，还冷，睡不着。就听到鸟叫，怎么有那么多鸟在叫，而且叫得很凄惨，感觉像在叫孩子回家。

　　3

　　我到了后先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9月3日星期六开学。教室是由一个小宴会厅改的，一共十来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四岁半。

　　平时大家轮流上课，到星期六一起上主题课。开始的时候每周都要想一个主题，每次主题活动都要写文案，感觉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

　　后来我按月来搞主题活动，传统节日月，科学探索月、学雷锋月、幸福童年……一年十二次主题活动一下都有了。

　　几个年级在一起上课，我本来计划理想的状态是：这边的孩子写作业，那边的孩子上课。事实上，不完全能这样，这边上课，那边也很感兴趣，会凑热闹。比如，三年级上《金色的草地》，讲到“蒲公英白天开花，草地就成了金色的”，四年级的孩子以前没学过，听到就很有兴趣地问，那下雨天呢，下雨天蒲公英是张开还是合拢呢？

　　我要备六种不同的课，还要想怎么能一起上。我五音不全，还要教音乐、美术。

　　这些孩子白天上国际学校，晚上才到阳光学校学习中文，我上课从下午五点开始要到晚上八点多，多的时候一天要上五节课。

　　一年级的放学，三四年级的来上课，他们放学，初中的又来。一节课三十五分钟，下课五分钟。孩子上课，家长在下面等，围着大使馆散步，走一圈正好三百米。

　　有些孩子从小就出去，四年级了，还不会写中文，更不用说作文了，看了我就傻了，只好慢慢教。第一次写景，我说一句她写一句，几次过后就很好了。

　　学了三个单元，写一个童话故事，写了满满两页，自己很激动，家长也很激动，能写那么长的作文了。我也很激动，很有成就感。

　　还有个三年级的孩子写了一百个字就说，老师，我累死了，但是我还有好多内容想写。我说那我帮你写吧。

　　三年级的学生认识字，但不认识拼音，我给一年级孩子上课，就叫三年级的也来一起学拼音。这种特殊的授课方式，考试全部要自己出试卷，作业也要自己设计自己编，所有的作业必须在课堂内完成。

　　平时单元考都是随堂考。第一次一年级考试很搞笑，当地没有考试的概念，他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考试。我说考试是不能看书的，他们第一次体验考试，很开心，说，我能不能把考卷拿回去给爸爸妈妈看一下？

　　期末考试，也全部自己设计试卷，要存档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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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白天不上课，但我都六点多自然醒，他们八点半上班，我就开始干活。上午备课，把作业印出来，下午我会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学英语半小时，看看书。给孩子们编作文集。有时候写新闻报道给外交部。

　　当地最常见的绿色蔬菜叫苏库玛，因为天热，苏库玛长很快，一下就半人高了。日用品很紧俏，牙膏卫生巾都是进口的，我一周买一次菜，搭别人的车去大超市里买，每次都土豆、胡萝卜、番茄、黄瓜，就用我妈教我的方法烧。

　　当地水很紧张，四十多个部落之间常常为了抢水要打架的。大使说，我们中国给他们造马路造铁路，造路的时候就一起给他们造水塘，这样雨季就可以蓄水。

　　我问大使为什么他们不自己挖水塘，大使说他们只接受上帝的馈赠，整天饿着肚子蹲在路边等上帝。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上帝派来的。

　　他们的土地很宽广，但是他们不种，懒得种。

　　肯尼亚8月8日大选，大选前两周就不上班，一片混乱，政府瘫痪交通瘫痪。有一个中资企业协会的副会长，在路上慢跑，戴了一副比较漂亮的耳机。两个黑人摩托车开过去了，又回来掏出手枪，对着他的额头开了一枪。

　　枪里没有子弹，但是额头肿了一个大包，耳机被抢走了。警察常常把车拦下来找各种茬，保安也会和小偷联合起来入室盗窃。

　　我们平时都不出使馆大门，唯一一次在马上走，是和另外一个人，就是出了大使馆的门，走了一千米去买面包。两个人什么都不带，就带了买面包的钱，走在路上，心都是抖的。

　　我还跟盗匪面对面接触过。

　　肯尼亚的教学工作快结束的时候，先生带着女儿来接我。我本来住在大使馆的办公楼，但他们进不来，使馆就安排我住在外面，使馆租的小区房。

　　我住在三楼。那天下午三点，有人来按门铃。我们大使馆租的房子都会安装防盗门，其他国家的没有。我从猫眼里看了一下，是个胖胖的当地黑人妇女。我就开门，问她什么事。

　　她说她是住402的，拿着手机，指指充电的地方，意思是要充电。我就借给她充电器。

　　她拿走充电器后，我才奇怪，住在这里怎么会没有充电器？我想不还我就算了。

　　到六点左右她来还我充电器了。

　　后来才知道，六点左右两户人家被入室盗窃了，住401的德国小伙，还有我旁边的303，电脑，手机都被拿走了，保险柜都被撬了。小伙子在一楼锻炼，回去就发现被盗，追到一楼，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车开走了。

　　盗贼是一女三男，女的就是借我充电器的那个黑人妇女。他们先租下402，交了订金，来试住一个礼拜，就利用这个时间入室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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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年底，国际学校放假了，圣诞节有二十天假期，我就回来了一次。回来觉得中国真好，真安全。

　　网上买的票，我不会英语，使馆办公室的人就联系了机场的一个值班经理接待我。值班经理是个肯尼亚的黑人姑娘，一看我是去杭州，很激动地用中文说：哎呀，杭州啊，是我的故乡啊。

　　我说，啊？杭州是你的故乡？她说是啊，我是浙江大学留学毕业的。我说，哦，那是你的第二故乡。

　　听说是中国人，当地人都很羡慕，会说china,china。

　　我一回来，我爸妈过年的菜都烧出来了。虽然我都是报喜不报忧，父母还是会担心我。我妈生病，血压一下飙到两百多，我老公一个人带着她去做CT，还是挺心酸的。

　　我在胜利实验学校带的是五年级，这个年级是我从一年级就开始接的，很有感情。我走的时候，学校安排了一位很好的老师来接替我，家长们自发组织来送我。

　　那次回来，我专程回学校去看了看孩子们，给他们带了些肯尼亚的特产肥皂石。孩子们很珍惜，用毛巾包起来。

　　阳光学校1月1日开学，我12月29日就要返回肯尼亚。

　　阳光学校有一个学生，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肯尼亚人。爸爸在东北留学遇见了东北姑娘，东北姑娘就嫁到肯尼亚，生了两个孩子。妈妈在内罗毕孔子学院当老师，为了培养他们，妹妹四岁半在我班里，哥哥送到中国东北读了一年级一个学期。

　　圣诞节过完，妈妈来接哥哥回肯尼亚，我们在广州机场遇到了，结伴回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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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亚找工作很难，大马路上很多人躺着，等着你叫他去工作，内罗毕大学毕业的都只能在使馆里扫地。

　　在肯尼亚最大的痛苦是寂寞，几乎不出使馆大门。早上把稀饭煮好，就在馆里走半小时，围着网球场走小圈，或者围着办公楼走大圈，晚上八点半下课再走半小时。

　　大使馆里大部分人都只有这个爱好，靠走路打发无聊时光，有时候十几个人一起走，大使也来走，走完还要去加班。

　　大使馆里有一棵很大的枇杷树，一棵桑葚，一年结两次果，我们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摘果子吃。

　　7月24日，家里人来接我，在肯尼亚待了一个星期。

　　带女儿去看了非洲动物大迁徙，我们开着车去找动物，看到动物自由奔跑，漫山遍野的犀牛，水里都是河马，发出很大的响鼻声，很震撼。

　　在外面，中国人就像一大家子，感情很好。孩子们都来送我，说要到杭州来看我。我圣诞节回来，去的时候给孩子们带了藕粉，他们都觉得特别好吃。

　　我感受最深的是，外交官在电视上都很光鲜，其实很苦，不仅不自由，还很危险。使馆工作人员就这么几个人，要做这么多工作。但他们的工作也很有意义，国家的形象都是靠他们撑起来的。

　　肯尼亚航空公司罢工，使馆参赞马上去机场了解情况，看看有没有中国人或华侨滞留。办公室工作人员手机24小时都要开着，担心国人和华侨求助。被抢了被盗了，或者生命受到威胁，都要找使馆。

　　2016年10月22日，星期六下午，使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拼命敲我的房间门。被索马里海盗关押了四年多的人质安全获救了，他来拿库存在这里的新衣服、新鞋子、新袜子。

　　2012年3月，阿曼籍台湾渔船“NAHAM3”遭索马里海盗劫持，船上有来自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的29名船员。

　　外交部的同志们几年来一直在和绑匪谈判，想办法营救这些人质，从来没放弃。为他们准备的这些衣物已经搁了好几年了，终于派上用场了。

　　大使先生在外出差，正好返回内罗毕，直接在机场迎接他们。

　　外交部将死里逃生的9名大陆船员和1名台湾船员带去体检，并护送他们回祖国。

　　第二个感受，中国人好强大，身为中国人很骄傲。在肯尼亚有五万中国人，祖国是强大的后盾。

　　第三个感受， 驻外人员很不容易，牺牲蛮多，家里有老人也照顾不到，很不容易。他们的孩子没法在国内长大，还是需要有老师愿意去教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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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一直很顺，很幸运，肯尼亚的教学经历让我成长很多。

　　我还是挺骄傲的，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完成任务。有一个小姑娘外交官，和我成了好朋友，她是北京贸大研究生毕业的，一直不习惯，每天和父母视频很久，哭了半年。

　　回来后，我带的六年级已经毕业了，上初中了。校长为了圆我的梦，又让我接一个六年级。

　　去年教师节，上城区教育局的“向人民报告”晚会，我被评了金桂奖，评为“上城区十佳交流教师”。毕业的四个学生代表偷偷来，还上台发言。有个孩子说，胡老师，你的口头禅就是，弄不灵清。我向你报告，我们现在长大了，弄得灵清了。

　　11月28号在杭州电视台有个颁奖晚会，我被评为杭州市第五届“最美杭州人--感动杭城十佳教师”，我们全班孩子都来当亲友团。

　　现在，学校开了个“走进非洲”的选修课，我在课上给他们泡肯尼亚茶，讲肯尼亚的风土人情。

　　自己经历过，讲起来特别不一样，孩子们也爱听。

　　外派一年，对我改变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我慢下来了，以前我很急，追求完美，学生教了几遍还不会就会急，不学会就不让走。现在不急了，今天不会，没关系，明天再来，还不会，再继续。肯尼亚那些孩子，好几年没学，不也能学会吗？也没慢多少，总能学会的。

　　对我自己也不急了，干不完的事，明天再干，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另外一个就是更珍惜身体了，去肯尼亚以前我是个从来不锻炼的人。在那里每天围着大使馆散步，成习惯了，回来不散步就难受。我住在三桥对面，每天坐96路车在桥这边下车，然后走到学校。每天走二十五分钟。

　　临去肯尼亚前，同事都和我开玩笑，说你去了非洲回来，肯定比体育老师还要黑。结果，我回来比以前还要白。以后如果还有机会出去，我希望到自由行动的国家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