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的日记本上，记满了孙栋家编制规划时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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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是城市的蓝图，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规划先行，谋定后动。

　　改革开放伊始，杭州启动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前后历时4年时间，于1981年11月报浙江省人民政府转报国务院审批。1983年5月16日，经国务院（1983）国函字99号文正式批复，这是杭州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拉开了杭州改革开放的序幕，对指导杭州市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杭州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杭州之后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厚厚的书里夹满了笔记，黑色的字迹断断续续插在字里行间，陈年书味也跟着一点点散了出来。

　　“这个是我参加杭州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时的一点记录，怕忘记了，就写在书里了。”已经90岁的孙栋家精神饱满，谈起曾经作为市规划局总规室主任参与总规编制时的过往，丝毫不见疲态，坐在椅子上，身体微微向前倾斜。

　　40年前，在外地工作的孙栋家临时收到通知赶来杭州，与32位同事一起，参加了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这件事，成了孙栋家往后定居在杭州生活工作的起点。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也成为杭州改革开放大幕中的一个剪影。

　　【困局】 曾长期被定位为工业城市

　　“在启动这次编制以前，杭州一直沿用1959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当时的杭州被定位为‘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工业城市’。”在孙栋家看来，这16个字把杭州发展的优势“都挡住了。”

　　也因此，在这一时期，杭州建设了一批钢铁、石油、化工厂，并重点规划了工业区。其中，市区连同萧山、富阳两县共划定半山重工业区、拱宸桥轻工业区、江干轻工业区、祥符桥小河轻化工业区、古荡留下电子仪表工业区、望江门外食品工业区、闲林埠采矿冶炼工业区等10个工业区。

　　曾经共同参与总规编制的时任杭州市规划局总图室主任包海涵，也一直记忆犹新，“那时候的吴山上，就有一个5层楼的手表厂，西湖风景区挤进了41家工厂，就连灵隐寺、法喜寺周边也都是工厂。武林门一带还有塑料、镀锌铅丝、电机等10家工厂。”

　　这些，仅仅只是当时杭州被定义为工业城市中的一个注脚与缩影。

　　“1972年到1973年的时候，杭州结合‘四五’计划修订了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一些好的思路，比如新建工厂原则上不放市区；对城区内已有的‘三废’严重又不符合规划要求的中小工厂，不再就地扩建；西湖风景区内不准新建工厂等等。”孙栋家捧着资料仔细回想，“但后来还是被定位为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就像一枚钢钉，“工业”两个字被嵌入了当时杭州的城市发展之中。

　　【破局】 找到了城市发展的新方向

　　时代的陀螺，开始越转越快，改革开放的信号也逐渐明朗。

　　1978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认真抓好城市规划工作”。当年7月，“杭州市城市规划建设领导小组”成立，正式启动第三轮杭州市总体规划编制。

　　“当时成立了一个60多个人的联合工作组，分为5个小组。我们就挤在解放路和浣纱路口的市建设局顶楼一个会议室和一个小房间里办公。”孙栋家曾在2009年的回忆录中记录，“当时手头只有50年代测绘的旧地形图，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于是我和同事们就背着图板，带着皮尺去现场，在旧地形图上补绘各类建筑、道路、绿地以及河湖水系的变动情况。”

　　参与编制杭州市总体规划图的包海涵，也背着包，骑着自行车，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量尺绘图，“哪条路、哪个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正是通过这些测绘和梳理，杭州当时的城市面貌逐渐清晰。

　　根据市委党史研究室记载，当时的杭州面临着“人口密度过高、建设用地不足、郊区农田日渐减少；部分工厂布点不合理；市区环境污染较严重；住房紧张；道路不畅，交通拥挤；供水不足，排水不畅；商业和文教卫体设施不足，布点不匀，房屋破旧以及部分名胜失修，园林风景受到破坏”等8方面的问题。

　　以“部分名胜失修，园林风景受到破坏”为例，当时的西湖风景名胜区内有144个单位，一些景点周围修建了体型大、层数高、与景区不协调的建筑。

　　这些情况，都被杭州的城市发展规划设计者们考虑进了总规编制中。

　　“从1978年5月筹备编制新一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开始，我们用了2年半的时间去测绘和编制，到1980年完成了上报国务院审批的图纸和文字资料。”孙栋家在一份笔记上，依次记录着这些重要的时间点。

　　1983年5月16日，国务院以【1983】国函字99号文批复省政府：“原则同意杭州市的城市总体规划”。至此，杭州城市的定位转变为“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浙江省的省会”。这句短短的批复，终于锚定了杭州改革开放后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实施过程中，杭州先后编制了专项、分区和详细等规划；制订了《杭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杭州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等法规、规章；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充分听取市民和专家对规划的建议，唤起公众对规划实施的支持。

　　20天后，杭州日报发表题为“全市人民的大事”的社论，评价此次总体规划，“为今后杭州市的城市建设展示了美好的蓝图，使我们有了明确的方向和依据。”

　　【新局】 为推进城市国际化打下了基础

　　“定位定得准，定得准。”

　　握着拐杖的孙栋家，使劲敲了敲铺在桌上的绿皮原版《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这一版的总体规划，这是第一次对杭州城市的总体发展有了详细规划，而且这个规划的方向、定位和城市布局都定得比较合理，为杭州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现在回头看来，杭州的城市也是按照这个方向来发展的。”

　　就在这一版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发挥丝绸工业优势，发展和提高轻纺、电子仪表、精密机械、工艺美术和土特产加工工业，限制重工业和改造污染环境的工厂，逐步调整布局。发展第三产业，繁荣经济，方便生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延安路以东至浣纱路以西，以及吴山东侧地区，建筑层次控制在4—8层；浣纱路至中河路一带，建筑层次控制在5—15层；中河路以东一带，控制在5—20层。”

　　此外，规划还提出，“环湖路与西湖之间绿带区内的居民住宅和单位，必须严格控制，不得新建和扩建，并逐步创造条件搬迁，开辟为滨湖绿化区。开辟钱塘江边新区。”

　　新建钱江二桥、延安路与解放路设置天桥或地下通道、重建雷峰塔、恢复西湖十景中的“双峰插云”“南屏晚钟”和“雷峰夕照”等影响至今的事件，也在彼时的规划中被提上了议程。

　　这些细节，都为眼下杭州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事实上，杭州的城市建设也正是沿着这个描绘好的足迹发展而来。

　　“此后，在1984年到1992年，又对这个版本的规划进行了几次完善和修改，最后奠定了杭州发展的基本框架。”孙栋家盯着眼前的手稿，依然历历在目。

　　2008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杭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当选为“杭州市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十件大事”。

　　这，已经成为了孙栋家、包海涵们的人生中的一个注脚，也是杭州城市发展中的一个标签。

　　“最近20年来杭州的发展真快。你看，当时规划里的城市规划图只有这么一点。现在富阳、临安都划进主城区了。”包海涵在第三版城市总规图上比画着，“以前这里还是田啊，我骑个自行车一下就到了。现在不一样了，要建国际名城了。”

　　目前，杭州再次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如何打造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已经成为了杭州新的方向。

　　新时代开启杭州城市发展新篇章

　　“定位定得准，布局布得好，规模也适当。”上了年纪听力明显下降的孙栋家，一直强调着1983年的总体规划为杭州带来的意义。

　　事实上，这15个字，正是杭州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践行“八八战略”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其中一个起点。

　　这个规划锚定的方向，让杭州逐渐开启了西湖时代。“还湖于民”整治工程、迁移景区内工厂、重建雷峰塔、拆除围栏实施免费政策、周边楼层限高、西湖综保申遗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接二连三推了出来。

　　同时，这个规划为杭州开启钱塘江时代埋下了伏笔。此次规划中提出，开辟钱塘江边新区，以后按规划逐步开发。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经历西湖时代后的杭州，在2001年将萧山、余杭变市为区；2002 年，“城市东扩、旅游西进”的战略被完善为“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此后，钱江新城、城市阳台、滨江区掀起了开发建设的新局面。

　　这个规划，也为拥江发展预留了空间。此次规划保护西湖、预留钱塘江边新区，为杭州城市发展留白，为践行“八八战略”提供了空间。“拥江发展，是杭州续写‘八八战略’新篇章的重大实践。习总书记当年强调的，浙江拥有的‘八个优势’：体制机制优势、区位优势、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生态优势、山海资源优势、环境优势和人文优势，都集中体现在了钱塘江。”市规划局局长张勤曾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拥江发展的持续推进，一定能将钱塘江塑造成‘比肩西湖’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人居环境建设新范例。”

　　时代春风漫卷，改革浪潮召唤。从西湖迈向钱塘江，从钱塘江迈向全域拥江，从全域拥江迈向国际名城，一张新的城市发展蓝图，已经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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