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记者 奚源

　　差不多一周前，也就是浙江绿城在贵州都均经历惨败同一天，另一支浙江绿城却在2019“立昊杯”全国U10精英赛中，力克山东鲁能B队，拿到了今年绿城的第一个全国性赛事冠军。他们，就是浙江绿城U10梯队的孩子。他们的表现，代表着绿城足球的未来。

　　说起浙江绿城，不少圈内人士脱口而出的代名词就是“青训”。的确，张玉宁、谢鹏飞、赵宇豪、冯刚、石柯、严鼎皓……这些在国内职业赛场上成名已久的球员，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绿城足球学校出品”。

　　可是，就和如今的绿城依旧在为重返顶级联赛而面对困难摸爬滚打一样。很多与绿城U10梯队同在绿城足校的孩子，不得不面对打不上比赛的尴尬境地。在青训方面始终坚持走“体教结合”，作为绿城青训金字塔“塔基”的绿城足校，也必须面对体育和教育这两者由来已久的“矛盾”和“壁垒”。

　　一座学校两块牌子，其中的无奈谁人能懂

　　在中国足球圈，绿城足球学校这个名字几乎是人尽皆知。但是，对杭州绿城育华桃花源学校这个名字就知之甚少。甚至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两个名字其实都属于同一个学校。

　　为什么一座学校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说到其中的原委，绿城足校副校长吴剑辉有些无奈地表示，这是为了能尽可能让足校的孩子有更多参加比赛机会而采取的“曲线救国”方式。“因为绿城足球学校名头太响，导致学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教育系统组织的校园足球比赛。理由就是，他们是‘专业足球学校的学生’，或者是‘半专业足球运动员’。”

　　其实，从2004年绿城足校成立开始，它的定位就是“以文化教育为主，足球教学为特色的普通学校”，因此在学校的大门上，除了“绿城足球学校”的牌子，还有“杭州绿城育华桃花源学校”的牌子。吴剑辉告诉记者，绿城足校有400多名学生，只有1/3是隶属于浙江绿城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精英梯队球员。也就是说，只有这批孩子，他们的未来发展方向主要是面向职业足球的。

　　而剩下2/3的学生，只是在入学阶段进行过简单足球基础测试，拥有一定足球特长的普通孩子。他们平时都要接受正常的文化课教育，也是要参加高考的普通学生。

　　可即便如此，这2/3的学生，还是经常会遇到无法参与教育系统校园足球赛事的情况。这些孩子只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和比赛，甚至从竞技水平的角度来讲，他们和杭州市、浙江省以及全国其他校园足球高水平队伍s相比并无优势。

　　冲破体教之间的旧“壁垒”，让孩子成为体教融合的受益者

　　从2004年成立至今，15年来，在绿城足球俱乐部和绿城足球学校的共同努力下，从绿城足球中泰基地走出的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等各级别国字号球员达到了158名。但作为绿城青训的重要组成部分，绿城足球学校的牌子也像一把双刃剑——一边是社会舆论对这块牌子培养的高水平足球人才的认可，一边又是无法被教育系统序列赛事所接纳的无奈。

　　当然，教育部门对这样的现状，也进行过改变和尝试。比如在今年的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中，整个赛事被分成甲（普通本科）乙（专科高职）丙（体育系专业）丁（高水平运动员单招）四个组别进行比赛，兼顾了各种不同类型学生的比赛需求，这样的赛制模式就很值得参考。

　　但从绿城足校的实际情况看，拒绝那些非浙江绿城精英梯队的杭州绿城育华桃花源学校学生参加普通的校园足球比赛，无疑是有失公允的。遗憾的是，不光是绿城足校，很多体育类特色学校，或多或少都遭遇过无法参与教育系统组织的体育赛事的尴尬和遗憾。原因无外乎学校里有所谓的体校生（或者是专业半专业运动员），让原本应该有参加校园序列体育比赛的普通学生也被“一刀切”。体育与教育间无形的壁垒，让原本“1+1大于2”的良性结合，只能停留在“小于2”甚至“等于1”的阶段。

　　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在逐渐改变。体校文化课教育由教育部门负责、体育训练由体育部门负责的新型办学模式，已经在浙江开始兴起。绿城足校的孩子们，也依靠学校强大的师资力量，保证了自己的文化基础课不被落下。非精英梯队的学生，有些通过学习学校开设的裁判课、教练员课等，在高中阶段就获得国家一、二、三足球裁判证和E、D级足球教练证，成为推动我省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快速发展的生力军。

　　吴剑辉介绍说：“这些非专业梯队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有的继续深造读研，有的公派出国留学，更多的是进入各中小学校，从事基层校园足球教练员工作。因为这批学生既有文化，又懂足球，属于复合型足球人才，因而常常会受到各地中小学校、足协、业余俱乐部的追捧。”这也印证了，体育与教育的融合，不仅仅是体制机制层面的体教融合，更应该是观念、认识上的体教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