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大会上的那一槌落定，良渚遗址成了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新名片。

　　而早在这之前，良渚已经5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次入选“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这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前赴后继地以80多年的时光，拂去5000年的尘土，展现了良渚先民的梦想与荣光。

　　如今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绿树葱茏，河道纵横，生机勃勃。在熹微的晨光中，良渚先民似乎迎来了重生，正在讲述一个古老王国的辉煌。

　　古国文明初唤醒

　　良渚，一眠数千载，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被一位24岁的年轻人悄然唤醒。

　　他叫施昕更，当时任职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施昕更不是一位专业的考古人员，却对家乡良渚和古物有着天然的兴趣。他无意中发现，当地很容易找到的黑陶片和资料中的远古文物甚是相似。难道这里也曾是先民生活的地点？

施昕更（左）在良渚遗址现场。

　　不久，省立西湖博物馆出面报请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决定在良渚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得知批准消息后，施昕更欣喜若狂。

　　1936年12月初，由施昕更主持在良渚棋盘坟遗址，也就是他捡到陶片的地方，进行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

　　这是良渚遗址的第一次正式田野考古发掘，也是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由此揭开了探究我国东南沿海古文化的序幕。

　　遗憾的是，考古报告尚未印刷，杭州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施昕更随博物馆一起迁到浙南山区，一路都带着《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的手稿。直到两年后的1938年，几经波折，这份报告才在上海问世。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良渚博物院看到这份报告。施昕更为此而作的卷首语即是“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

　　差不多与此同时，后来曾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器物学教授的何天行，也注意到了良渚黑陶的特别之处。

　　尤其是1935年冬，他在良渚发现的一个椭圆形陶盘中，注意到了十几个刻划的原始文字。从甲骨文和金文中，他找到与之相类的同形字进行对比，认定这是最初的象形文字，是古越族的文化遗存。

　　何天行撰写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并由蔡元培先生题签书名，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于1937年4月出版行世。这是介绍良渚文化最早的一部文献。

　　自此之后，考古发现不断在良渚上演。从“良渚遗址”到“良渚文化”再到“良渚文明”，附加在“良渚”一词之后的内涵，越来越深远。

　　1959年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节点。这一年，国内考古权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将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这片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这属于当时中国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

　　从此，“良渚文化”开始变得广为人知了。

　　史前文化绽芳华

　　上世纪8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镇西北的吴家埠建立了“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站”，良渚的考古发掘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1986年正逢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活动定于11月在杭州召开。作为东道主，浙江的考古工作者拿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来迎接这次盛会？

　　反山遗址的发掘就是准备工作中的一项。当时，反山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土墩，如果不是有厂家要在这里取土，可能发掘还未必那么快地提到日程上来。

反山遗址发掘现场。

　　领队王明达回忆，在一个雷雨之夜前，他们清出了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由此，经过100多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发掘，良渚大墓现身在世人面前。也是在这里，出土了后来大名鼎鼎的“玉琮王”。

　　在那一年的纪念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讲道，浙江史前文化有了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第二年，考古队又发现并挖掘了瑶山遗址。当时的发掘条件相当艰苦，山顶上风吹日晒，吃住也十分困难。考古队员们为了避免来回奔波，不得不住在附近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里。

　　好在瑶山的表土不深，仅有20多厘米，所以发掘进展很快，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挖了近600平方米，清理出11座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出土玉器上千件。

　　当时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负责史前考古工作）主任的牟永抗说，单就玉器而言，这两次挖掘，数量、品种或花纹均超过以往历次发掘所得良渚玉器之总和，还发现了许多新器种、新纹饰，成为良渚玉器一次轰动性的空前大发现。

　　时间推进到1992年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卫东在遗址的一片台墩上试掘了一下，发现有一层坚硬的沙土。他颇感奇怪，沙土通常是冲积形成的，在一个10来米高的台墩上怎么会有沙土，莫非是人工搬运上去的？

　　为了揭示这片沙土的真实面目，省考古所杨楠、赵晔等组成考古队，在这片后来被命名为莫角山的土墩上挖掘了近一年的时间，揭露面积共计1400平方米。这次发掘让莫角山的庐山真面目开始显露。

　　首先，它的体量巨大，是已知良渚文化最大的单体遗址；其次是形态规整，早期航片里能清楚地看出它为长方形高台；此外它上面有施工考究、工程量浩大的沙土夯筑广场，广场上还有礼仪性建筑的大型柱坑。这种格局只有一种可能，即它是良渚文化最显赫的权力中心，就好比明清时期的紫禁城。

良渚古城遗址西城墙考古工作情景。

　　1986年至1993年，莫角山大型人工营建土台和汇观山祭坛及权贵墓地等重要遗址陆续发掘，和反山权贵墓地、瑶山祭坛及权贵墓地一起，奠定了良渚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古城轮廓渐丰满

　　进入21世纪，良渚仍然给考古工作者不断带来惊喜。尤其是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开启了通向良渚王国的大门。

　　2006年，现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刘斌带领考古队，到杭州余杭区瓶窑葡萄畈遗址试掘一块不起眼的池塘边的低地，在这里，他们发掘出一条良渚时期的古河道，遍布良渚先民倾倒的生活垃圾。

　　考古队对河道东岸的高地进行解剖，有一些奇怪的石头。原来，高地底部铺了一层石块，全是棱角分明的碎石。石块上，是人工堆筑的黄土堆积，厚度近4米。

　　著名考古学家，后来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多次来到遗址考察。他兴奋地说，新发现的大型石砌遗迹规模如此宏大，在中国同时期中还没有第二个。

　　考古队就从这块高地开始，向南、北方向钻探和试掘，顺藤摸瓜，它的轮廓渐渐显现、丰满。一年多后，一座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跃然眼前。原先一个个独立发现的良渚遗址，仿佛一粒粒散落的珍珠，如今因为有了一道城墙，都被串联起来了。

　　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同样具有戏剧性。

　　早在1987年，王明达在大遮山南麓考察时，发现了一条长长的土垄，呈东西向，连绵约5000米，观察剖面可知是人工堆建而成。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条长垄的建造时代和功能。直到1995年以后，长垄里陆续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陶片、石器和玉器残件，长垄才被确定为良渚时期的建筑遗迹，被命名为“塘山”。

　　塘山是做什么用的？其中堤坝之说尤其令人兴奋，若能成立，那么，这里将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但问题是，这条堤坝孤零零地横亘在大遮山南麓。山洪可以从两侧绕进遗址群，起不到防洪作用。

　　转机出现在2011年，一张1969年的美国卫星影像图片解开了重重疑云。考古所研究员王宁远介绍，他们正是在这张图片中发现，塘山西南侧有一连串大致呈东西走向的小山，而小山之间的谷口位置，都连着一条细长的垄。考古学家立刻前往现场勘探，很快就确认，这些垄都是人工修建的堤坝。原来，这一连串自然的山体，都被人为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闭环。水坝年代在距今4700年至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远古大工程。

各国游客参观良渚博物院。

　　未解之谜待探寻

　　从施昕更偶然获取良渚黑陶到现在，80多年过去了。和延续千年以上的良渚文化相比，这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们后人对于良渚的了解，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良渚，为此持续努力着的考古工作者也换了许多面孔，现在的考古所里，大部分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

　　姬翔，在考古队中负责地质考古。在他看来，良渚遗址里一块普通的石头，都可能隐藏着一段先民的故事。

　　宋姝，专事动物考古。她说，良渚遗址中出土了30多种动物遗骸，猪头骨是出土频率最高的，还有圣水牛的头骨等，此外，在家猪和鹿的遗骸上还发现了屠宰、烧烤等痕迹，说明良渚人的食谱已经和我们很接近了。

　　2017年，在莫角山宫殿区的南部，一个叫做池中寺的台地上，考古学者又有了惊人的发现：这里埋藏着两处大面积的炭化稻谷堆积点，据推算原有近20万斤稻谷。考古学家推测，这里可能是良渚城的粮仓，这20万斤稻谷，可能因当时的火灾被烧毁，而它们又只是良渚古国粮食储备的冰山一角。可以想象，当年的良渚城内，粮食富足。

　　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在不断丰富，需要解开的问号仍然很多。如，良渚文明盛衰的原因何在？良渚先民又去了哪里？

　　不管怎样，从30万平方米的宫城到280万平方米的王城，从631万平方米的外郭城再到100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大约相当于15个西湖）。良渚考古一次次刷新了学术界对良渚文化的固有认知，一步步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

　　面对这片遗址，考古工作者明白，他们目前的工作还只是揭示了冰山一角。良渚，值得数代考古人继续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