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7月10日讯 7月初，国家卫健委消息，我国将启动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试点，“摸底”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项目将覆盖全国每个省份，如发现疑似早期老年痴呆症等问题的，建议其尽快就医。

该项目背后，是我国已达2.49亿的老人和其中日渐增多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即阿尔茨海默症）。

资料显示，近年来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明显上升，我国每年平均有30万新发病例，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数将达2700万。

每增加一位患者，就意味着家人也被卷入旋涡。

“一起一辈子，现在她病了，我不能丢下她”

8年奔波后，他也住进了福利院

84岁的陆天军去年住进了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最大的原因是他86岁的老伴周玲。

10年前，周玲开始健忘。陆天军说，老伴以前是一个脑子特别清楚的人，做事清爽，70多岁时还被企业返聘。

2009年的时候，周玲被诊断为老年痴呆。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去给她父亲扫墓，路上她坚持说墓碑上有照片，还和我争。到了一看没有，她就站在哪里，沮丧了很久，说自己大概记错了。”

那次之后，陆爷爷带老伴去了浙医二院，找最好的专家，但是这个病没法治，只能照顾。

刚开始，陆天军觉得没什么，年纪大了，也正常，还有心情调侃老伴：“我开玩笑说，你怎么现在变成傻瓜了？”

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没多久，他觉得自己吃不消了，他也想过请保姆，但是，“找到合适的太难，还隔三差五要涨价。”后来，周玲不会自己热饭。陆天军出门前，会写张小纸条：怎么开电源，怎么热饭，一步步写下步骤，让周玲照着来。

“到后面，她纸条也不会看了。很多次，她给我打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不给她做饭。”

此后，陆天军在家照顾老伴近一年，在儿女的要求下，周玲被送到了福利中心。“她后来忘事得厉害，一刻也离不开人，我买个菜都要把她带在身边，孩子们说长期下去，我会被拖垮。”

2010年，周玲还是住进了福利中心，一开始，陆天军很难过。之后，他就开始了自己去福利中心“上班”的日子：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收拾完，吃完早饭，赶6点的第一班公交车，乘车40分钟到达福利中心，下午两点半后，再回家。

他至今还记得，周玲被送进来的第一年，每天一大早，就站到房间的走廊上，隔着窗户眼巴巴地看着大门，等他来，“看着她这样，那个心酸，那么好的一个人，感觉就这样被关起来了。”

到他去年住进福利中心时，8年的时间，风雨无阻。“比上班还要勤，上班还有双休日呢，我这个没有。”

陆天军这么做，是为了陪伴老伴。

“她刚住进来的时候，除了人会糊涂，忘事，其他都好好的，能走路，能聊天，把她一个人放在这里太可怜。”那个时候，陆天军每天过来，有时陪着老伴在福利中心里面转转，多数时候，他会带她出去，逛西湖、拍拍照，吃个饭，“我们一周去西湖两三次。”后来，周玲大小便失禁，他不能再带她出去，只能在房间里陪伴，“我上午带饭到这里，陪她聊天，说说话。”

在病房里，周玲坐在房间的靠背椅上咿哩哇啦地说着什么。“吃饭了，我们今天吃点肉好不好。” 陆天军拿起饭盒，挑了一块烧烂的红烧肉，用勺子从中间压断、分开，然后试图喂她。这是老两口的交流方式，虽然有时根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但陆爷爷坚持聊天对老伴很重要，他希望自己的陪伴能延缓老伴的病情。

3年前，记者认识陆大伯时，他的老伴还能走动，今年再见时，老人已经卧床不起。而去年开始，陆大伯的心脏也出现问题，“每天来回奔波吃不消了，索性就住进来，这样照顾她也方便。”

如果不是老伴生病，陆天军的身体会更好，他们本来约好不做事了就一起去旅游，但是一切的计划，都被老伴的失智改变。

如今，周玲已经谁都不认识，只有老伴叫她的名字时，她会转动眼珠。而陆天军依旧每天一早开始，陪上一天。

“以前，我还偶尔去参加单位的活动，去年开始，一次都没出去过，就在这里陪着她。”几年前，陆天军就意识到，情况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糟，但也只能做下去，“一起一辈子，现在她病了，我肯定不能丢下她。”

“一边心里有火，一边又觉得对不起妈”

照顾母亲多年，她觉得自己比病人更痛苦

邓文丽坐公交时，看那些比自己母亲还年长的老人，独自乘车、买菜，她就很羡慕，“我真希望，我妈也能这样。”

9年前，邓文丽的母亲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此后病情加剧，性情大变。这些年，她自己则经历了失眠、崩溃、抑郁，“很多时候，我想大声尖叫，想自己打自己。”

浙江省大爱老年事务中心理事朱秋香把邓文丽们称为“隐形的病人”。

周一上午，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失智区的病房内，邓文丽坐在小凳子上，一旁的桌子上放着一个保鲜盒，里面装着她从家带来的油爆河虾，这是她给妈妈的加餐。

她86岁的妈妈背窗坐在一把藤椅里，很安静。

61岁的邓文丽烫着卷发，收拾得干净得体。两年前，母亲送到福利中心后，她才从重压下慢慢走出，回想照料母亲的那几年，很多细节都忘了，只记得自己“整个人要快疯了”。

2010年，邓文丽的母亲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当时，50岁的邓文丽刚从企业办理退休，她对退休生活有计划和憧憬：和小姐妹一起旅游、去老年大学学琴……

她马上去网上搜这个病，“越看越恐惧，巨大的恐惧。”

她和哥哥轮流照顾独居的母亲，即便有人分担，但长期的照顾依旧让她崩溃。“她的病是一点点加重的，一开始，我们给她准备好一日三餐，她还知道自己吃。后来，连吃饭也不知道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兄妹俩请了一位钟点工，专门陪妈妈吃午饭。

那时，母亲基本还能自理，邓文丽一周陪她两三天。后来她才知道，这是最轻松的阶段。“先是不能自己洗澡，我要帮她洗。她像木头人一样，站着不动，她又不是小孩子，不能抱，她还会挣扎。洗一次累个半死。”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她啪啪啪对着桌子乱吐，吐到饭菜里，其他人都没办法吃，只能在她面前竖个纸板。”

母亲病后，邓文丽再也没和朋友出去旅游，“朋友圈里，看到她们出去玩拍的照片，真是羡慕。”前两年，儿子结婚生子，她又要照顾孙辈，两头奔波。邓文丽时常陷焦虑：“我觉得对不起我妈，但又身心俱疲，心里有火，又没地方发泄。”

她一次次感叹：“ 人老了，得这个病最可怕。照料的人也受折磨，我有时觉得，自己比病人更痛苦。”

（本文涉及的患者及家属姓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