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膜工站在垃圾堆上整理刚铺上去膜的边角。记者 王逸群 拍友 吴玉琳 摄

浙江在线8月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赵路 王逸群 见习记者 章忻）跪在滚烫的塑胶膜上，和着“1，2，3”的号子声，我们用力地向前推动着。鼻尖，距垃圾不到半米；脚下，时有污水涌上来。热浪裹挟着恶臭，不断地向我们袭来，喉咙不停地干呕。随着塑胶膜的不断铺开，原本裸露在外的垃圾，逐渐消失于眼际……从天子岭回来后，这个经历片段，就反复在我们的脑海萦绕。

7月26日，我们来到杭州拱墅区半山街道石塘社区的天子岭——杭州主城区唯一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跟着6名铺膜工为垃圾“穿外衣”。

杭州清洁直运与处理工作，共需10余个工种来衔接。其中，填埋场的铺膜工是与垃圾距离最近、接触时间最长的群体。当生活垃圾被运抵后，他们需要为之覆上塑胶膜，做好密封、补漏等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异味的散发，并为收集沼气发电创造条件。

我们清晰记得，那天，杭州发布了今夏首个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达37.7摄氏度。

烈日下，记者赵路（右二）和铺膜工们一起匐地铺膜。记者　王逸群　拍友　吴玉琳　摄

第 1 步 穿衣

匍匐铺膜，吸进鼻孔都是臭味

午后的阳光，明亮得令人眩目。下午1时许，我们登上了天子岭山顶。眼前，是令人震撼的一幕：山谷平地间，到处铺覆着的黑色塑胶膜，因光线的折射和反射作用，仿佛变成一面大镜子，也将头顶的天空衬托得更加湛蓝。山谷之外，是层次分明、不断走高的城市天际线。

若非不断钻进鼻尖、让人无处躲藏的酸臭味，我们很难想象，这就是天子岭，杭州的“静脉”，每日为500多万主城区居民，消解4000多吨生活垃圾的地方。

铺膜工的休息室，紧挨着填埋库区。“上吧！”今年51岁、晒得黝黑的袁建良，高兴地朝我们挥了挥手，又有些迟疑地问道，“真要跟我们去盖垃圾？我怕你们受不了。”

待我们换好工作服，戴上草帽，袁建良便带队出发，奔向今天要铺膜的场地。放眼总面积23万平方米的天子岭，也只有在此处，可看到裸露着的垃圾。挖掘机轰鸣作业，将一个个小山包铲平。倒翻之间，异味跟着热浪扑鼻而来。还未上场，我们已干呕不已。

走到铺膜区边，我们停了下来。这时，推土机已送来几大卷膜。这种材质为“高密度聚乙烯”的塑胶膜，厚度为1毫米，每张膜宽6米、长50米，具有密闭、隔热等功能。铺膜工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垃圾穿上这层独特的“外衣”。

铺膜即将开始。这时，我们手持温度计，悬空测量，室外气温：43℃。44岁的铺膜工曹国强递来口罩，示意我们戴上。“天这么热，再捂一层口罩，太难受，不戴了！”面对我们的“逞强”，曹国强笑着把口罩塞进我们的口袋，“拿着吧！相信我，如果不戴口罩，你肯定会吐的！”

踩上作业区，需要很大的勇气。尽管明知隔着塑胶膜，但向前行走时，双脚一会儿软绵下陷，一会儿又被硬物硌着，让人不禁头皮发麻，无法细想。但我们要面对的显然更多。面对厚厚一卷膜，袁建良他们并排列队，自然地双膝跪地，伸手抵住塑胶膜，借助身体的重量，边匍匐前进，边将塑胶膜一点点铺开，推到垃圾上。

一卷膜的重量超过200公斤。即便尽全力在推，我们仍感觉前行困难，进度很慢。

“1，2，3；1，2，3……”大家不自觉地喊着号子，齐齐发力。汗水不断从脸颊和指缝间滴落，洒在塑胶膜上，很快又被蒸发升腾到空气中，只留下微微发白的小小汗渍。

膝盖处，塑胶膜表面的高温，很快穿透粗布面料，炙烤着皮肤，产生火辣辣的疼痛感；鼻尖不到半米处，就是成堆的垃圾，熏天臭气无情地钻过口罩，让人产生强烈的呕吐感。摸出温度计，放在膜上：74.6℃。这个温度，足以烤熟鸡蛋。

塑胶膜铺完后，我们退到了作业区外。这时，袁建良他们又直接在垃圾堆上来回奔走，反复拉扯调整膜的位置，尽量减少垃圾裸露的面积。紧接着，他们又将收集沼气的管路，埋设到塑胶膜的下方；再用焊机，将新膜分别与老膜、管路焊接密封，使整个垃圾堆形成密闭的环境。垃圾的异味，就这样被“锁”了起来。

当天下午，这支小队前后铺了3张膜，持续工作约1个小时。整个过程中，我们数次干呕，高温和异味引起的中暑反应，还模糊了视线。刚换上的工作服已被汗水浸湿，手掌、膝盖上都被烫出了红印……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天子岭的铺膜工都在这样的境况下劳作着。

“怎么不想办法避开这个高温时段？”我们问。袁建良解释说：“凌晨开始，清洁直运车会不断地把‘新鲜’垃圾送来。据当天的倾倒量，我们会划定一个铺膜区，用机械堆出一个6米到7米高的垃圾山，并把垃圾逐层推平、压实。这些步骤做完，往往就是午后了。紧接着，我们就开始铺膜。”

给垃圾“穿好外衣”后，他们就地靠着铲车坐下，打开水壶，大口大口地喝水，没有丝毫避讳。这让我们想起一个细节：进出休息室时，他们都会脱下鞋子，摆放在门口。“这是我们上班期间，唯一干净的地方。”袁建良这么说过。

第 2 步 巡山

回到家后，连酱油醋都闻不出

被塑胶膜覆盖的填埋场，绵延起伏，层峦叠嶂。从一座垃圾山翻越到另一座垃圾山，55岁的铺膜工王国富如履平地。

时不时，他会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记号笔，在塑胶膜上画一个圈，并扯开嗓子招呼同伴：“有漏洞，快过来补喽！”

同伴从附近的“山头”纷纷赶来。有人推着柴油发电机，有人扛着焊枪，几十秒钟后，一支分工严密的“修补小队”开动了。

他们先拿出一块事先裁剪好的塑胶膜，覆盖住破洞，再沿着交接处仔细焊接，将两部分塑胶膜紧紧黏合，最后检查气密性，“补洞”过程才算完成。

“走咯！”一声吆喝，大家又四散开去，成为垃圾山上一个个孤独的“小黑点”。

“铺膜还是简单的，修膜最麻烦了。”袁建良对我们说。

天子岭填埋场的总面积达23万平方米。以每张300平方米计算，这里至少覆盖着700张塑胶膜。风吹雨淋、气候变化、垃圾中的金属等异物，都有可能造成塑胶膜破损，导致异味泄漏，影响沼气收集的整体效果。

对铺膜工来说，除了为垃圾“穿衣”，他们得把更多时间，花在为“外衣”寻找和修补破洞上。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检查修复塑胶膜与沼气输送管连接处的缝隙，以确保密闭性的最大化。

这项被戏称为“巡山”的工作，王国富一干就是10多年。每年，他在垃圾山上的步行距离超过3000公里，大约相当于杭州到北京打个来回。长期“巡山”，任由风吹日晒，他的一头黑发已熬成花白，脸上遍布沟壑，手上还长满了厚厚的老茧。

与垃圾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还让王国富的嗅觉失去了灵敏。“一天工作下来，吃的东西坏没坏，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回到家后，甚至连酱油、醋都闻不出来。” 王国富说。

相比“穿衣”，“巡山”不用直接面对大量垃圾，异味的侵袭也应较少，是否会容易一些呢？跟着王国富，我们“巡山”1小时后才发现，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脚下全是各种类型的垃圾，有时坚硬，有时却异常柔软，我们的步子时深时浅，始终无法踩稳，有时甚至会一脚踏空，踉跄着几乎摔倒。走在垃圾山上，还得注意避让污水坑。可以说，每前行一步，都是对体力与平衡能力的挑战。

冷不丁出现的异物更是一种危险。“如果被垃圾中埋藏的异物伤到脚，很容易引起发炎感染。”王国富对我们说，其实铺膜工穿的都是特制的胶鞋，底部和脚面镶嵌着坚硬的钢板。可如此“全副武装”的代价，就是胶鞋的重量大大增加，每双足有5公斤重。我们试穿着走了几步，就感觉脚已经抬不起来了。

更要命的是高温和暴晒。地处室外，阳光直射，“巡山”时如果把自己包裹严实，容易脱水中暑。可如果抛开防护，又随时存在被晒伤的风险。因此，铺膜工人人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人丹，并保持大量饮水。王国富对我们说，盛夏“巡山”时，他平均每天要喝掉6大瓶水。而喝下去的水，几乎全部成汗水，蒸发到了空气当中。

日复一日“巡山”，每位铺膜工都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一个硬币大小的破洞，他们往往在五米开外就能发现。坚持不懈的查漏补缺，也将成千上万吨垃圾产生的异味，最大限度地阻隔在了塑胶膜下。

第 3 步 变宝

耐住寂寞，换来万家市民洁净

“最近一年，我把天子岭填埋库区的沼气收集量提高了50%！”

骄阳下，1995年出生的唐攀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把声音提高了八度，眼里透着兴奋。

在这群平均年龄50岁左右的铺膜工中，戴着黑框眼镜、脸蛋白净的唐攀显得十分特别。去年5月，毕业于衢州学院环境工程专业的他，作为专业人才被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的管理部门——杭州市环境集团引入，成为这里的一名技术型铺膜工，负责填埋库区沼气收集管理的设计与调整。

唐攀说，他的任务，就是加快“变废为宝”。

在天子岭填埋库区，埋藏着数千根沼气收集管。通过塑胶膜的密闭作用，垃圾发酵产生的沼气，通过收集管，被输送至填埋库区旁的沼气发电站。每天，这里通过沼气转化发电，可为杭州提供约30万度的宝贵电能。

“之前，由于管路损坏等原因，天子岭沼气的转化率始终上不去。” 袁建良告诉我们。

酷热中，唐攀一手拿本子，一手拿笔，两边裤兜里各揣一瓶水，花了3个月时间天天“巡山”，甚至记下了垃圾填埋库区每一根沼气输送管的位置。开头几天，异味熏得他吃不下饭，偶尔回家，也被家人埋怨：好好的年轻人，为什么整天要和垃圾打交道？

可唐攀始终没有放弃。从租住小区到天子岭，他每天“两点一线”，不是在垃圾山上转悠，就是窝在家里画图。又过了1个多月，他拿出了一套新的输送方案，里面妙招真不少。

比如，垃圾填埋区的一些分支输送管与主管距离过大，会影响输送。于是，他通过调整输送方向，就近与主管对接，就大大提高了效率；

又如，部分管路因常年输送潮湿沼气，导致积液堵塞。他利用功率原理倒推，找到“堵点”，可使管路顺利恢复正常运作……

截至今年上半年，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的沼气收集量，从去年同期的每小时1.2万立方米，提升至每小时1.8万立方米，并仍在不断提高中。这既减少了异味的散发，又扩大了电能的产出，可谓一举两得。

“虽然工作环境艰苦，工作性质单调，个人生活也不太方便，但什么工作都是要有人来做的。既然现在我在做，就得把它做好。”对于自己的铺膜工身份，唐攀显得很超脱，却又回答得很实在。他还告诉我们：自己的“巡山”还在继续，脑子里还有很多新方案，“想要变废为宝，就要耐得住寂寞”。

天子岭一日，我们也清晰地聆听到，每个铺膜工的心声。

袁建良把24岁的儿子，推荐到填埋库区旁的发电站工作。工作时，父子俩时不时会在垃圾山上碰面。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要做一样爱一样，有自己的使命感、荣誉感。我们愿用自己一身脏，换来市民万家洁。如果有需要，我会一直干下去！”挥别天子岭时，袁建良的这番话，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心头。

记者手记

　　人人动手分类 破解垃圾困境

　　天子岭上5小时亲历，给我们带来的是“观”与“感”的震撼。

　　嵌入衣物纤维的异味，回程时地铁上遭遇的异样眼光，反而更让我们对铺膜工群体肃然起敬。

　　这支平均年龄50岁的队伍，日复一日坚守在垃圾填埋库区，与高温、潮湿、恶臭反复缠斗，需要极大的决心与勇气。他们说，这是使命感与荣誉感；他们也说，这是磨砺自我；而我们明白，这是一份对职责的恪守，更是“为大家，舍小我”的牺牲。

　　感动的同时，我们也有担忧：肯做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少。有位铺膜工向我们道出隐忧：每年，天子岭垃圾填埋场都有年轻人来实习。但很多人待了两小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们退休后，可怎么办？

　　杭州市环境集团数据显示，2018年前，天子岭的垃圾填埋量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2017年更是达到日填埋9000吨的高位。越来越多的垃圾，不仅让铺膜工的任务更加繁重，也屡次令天子岭库容告急。当铺膜工问“未来若没年轻人接班，天子岭的垃圾该怎么办”时，每日在生产垃圾的我们，是否也该好好地问自己：面对这场垃圾的困境，我们该做什么？

　　8月1日，《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通过。杭州在多年推行垃圾分类的基础上，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将垃圾分类推向了法治化。我们也希望，人人动起手来，认真参与垃圾分类。这不仅是为了这群默默付出的铺膜工，让他们少受高温与异味的煎熬，更是为了建设美丽杭州，让我们生活的城市远离“垃圾围城”。

　　我们始终记得王国富的愿望。他说，垃圾分类，就是给填埋场减负。也许有一天，那些已填埋的垃圾，还能拿出来重新利用，“那时，天子岭将会变得鸟语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