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们,把一生奉献给科研,只为心中的强国梦;他们,链接产学研,化科研成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们坚守初心,甘于寂寞,刻苦奋斗,是令人感佩的“浙江骄傲”。不久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2019年院士增选结果公布,浙江共有7位科学家当选。浙江日报“人物”版特别策划推出“约会新院士”系列报道,以对话访谈的形式,呈现7位新院士的风采。首位接受访谈的,是陈文兴院士。
陈文兴
浙江理工大学校长,2019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提高蚕丝品质,技术成果风行全国缫丝厂。他发明涤纶工业丝新型制备方法,为产业带来划时期的变革,推动中国在该领域跃升至国际领先地位。
浙江在线11月26日讯(记者 曾福泉 黄慧仙 通讯员 石丛珊)身穿淡蓝色格子衬衫,圆脸上时常挂着诚恳笑容——这样颇为典型的“理工男”形象,来自55岁的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理工大学校长陈文兴教授。
11月22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浙江理工大学校园里,记者和陈文兴对坐畅谈,身后是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板。谈到兴致高昂之时,陈文兴会伸手敲敲画板上的广告布,又拎拎格子衬衫的领口,提醒我们——他打了30多年交道的材料,实则在生活中随处可见,那就是纤维。
陈文兴15岁进大学,长期钻研高端纤维制备科技。在他手中,一系列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成果诞生。谈起这些,陈文兴神情淡定,语速平缓,还带着点儿家乡绍兴的口音。显然,他是那种在科学征途上早早认定方向,并坚持不懈朝着目标前进的人。而在院士这个群体的身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般的坚定与从容。
从蚕丝到涤纶
三十余载丝缘不断
记者:陈教授,首先祝贺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您是浙江理工大学自己培养的第一位院士,长期在纤维制备领域耕耘。您能简要地谈谈在这一领域取得的重要创新成果吗?
陈文兴:谢谢。我1980年考入浙江丝绸工学院,即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一直在这里求学、工作。其间在浙江大学和日本信州大学深造,分别取得理学博士和工学博士学位。
3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我始终专注地围绕“纤维”搞创新。比较重要的两个创新成果:一个是蚕丝的高质量制备,另一个是涤纶工业丝的高效节能制备。
记者:蚕丝是天然纤维,涤纶则是人工纤维。两者可是天差地别啊!
陈文兴:正是如此。先说蚕丝。我在攻读硕士期间,就在导师指导下开始研究生丝制备中的问题。当时生丝产业的一大痛点,就是蚕茧制成生丝后总是会存在“疵点”。你仔细观察一个蚕茧,它是由数以10万计的细密小丝圈构成的,在制成生丝时很难全部拉直,留下的小圈就是“疵点”。存在“疵点”的生丝在织布时容易发生起毛起球的情况,还严重影响绸面品质。生丝产业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生丝中的蛋白质本质上是一种高分子,这是我在丝绸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钻研的方向。我和团队通过调控丝胶蛋白质结构,发明了“蚕茧高温触蒸前处理技术”,最终解决了“疵点”难题。这个方法只需在生丝制备过程中新加入一道工序,很快就在全国绝大部分缫丝厂推广应用。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企业在使用这一技术。2004年,我们团队的“丝胶蛋白质结构调控及提高生丝产、质量新技术”创新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记者: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分量不言而喻。您再说说涤纶工业丝吧。
陈文兴:涤纶工业丝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随处可见——小到汽车里的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灯箱广告布,大到体育场馆的膜结构材料、建高速铁路公路使用的土工布。但涤纶工业丝强度高、分子量大的特点也给制备带来很大困难。长期以来行业通用的是“三段式”制备工艺,流程长,要花巨资投入很多设备,能耗也很大。杜邦、日立等老牌国际化工巨头一直想改革旧工艺,但没有办法突破技术瓶颈。
我带领团队和企业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出新的聚合方法和制备装备,成功地用“直通车”式的新工艺代替传统的“三段式”,一举攻克了世界各国近半个世纪悬而未决的这一难题。数据很有说服力:工艺流程从原来的40多小时缩短至约10小时,大大缩减了设备的投入和能耗;与此同时,涤纶工业丝的产能还比过去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这项创新成果目前只有我国掌握,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全球涤纶工业丝产业格局。过去的涤纶工业丝生产企业平均规模年产量大约就在5万吨左右,在我们的新技术支撑下,中国企业建起年产量超50万吨的基地,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涤纶工业丝生产商。我们不再依赖进口设备,市场份额和贸易量与日俱增,中国涤纶工业丝企业有了核心竞争力。2016年,我们团队凭借“管外降膜式液相增黏反应器创制及熔体直纺涤纶工业丝新技术”这一创新成果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涤纶工业丝的未来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如制备深海系泊缆绳,做成新型公路护栏,等等。我国涤纶工业丝科技从跟跑向领跑转变,意义重大。
从教室到车间
产研融合携手并进
陈文兴院士接受采访。 浙江理工大学供图
记者:您在纺织产业传统深厚的绍兴出生长大,之所以对搞纤维这一行“情有独钟”,是否和您的成长背景有关?
陈文兴:实话实说,当时报考浙江丝绸工学院时并没有考虑那么多,我们那个年代能考进一所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在探索纤维制备技术前沿的征程上,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倒确实是一直和浙江纺织产业界携手并进的,特别是和民营企业开展了很好的合作。
浙江是纺织大省。中国的化纤产量占全球的七成以上,而浙江的化纤产量占中国的45%。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化纤产业迅猛发展,民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研发涤纶工业丝制备新技术,您是怎样与民营企业保持良好伙伴关系的?
陈文兴:我们是从事工程技术的,产学研合作至关重要。我在科研中真正体会到,要让实验室的瓶瓶罐罐经得起检验,发挥作用,还是要把它们放到真正的工程中去,将论文写到工厂车间里,把成果体现到产品中。
通过接触,我发现,民营企业有很多优点,比如讲求实际,追求效率,勇于尝试,看准了就会大胆去做,与高校的合作也总能结出成果。
我在担任校长之前,与绍兴的企业合作,自己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还比较多。因为从学校到厂里,车程不到一小时,就三天两头往那里跑,经常一天到晚待在车间里,和企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讨论工艺、材料、装备……一个人在实验室闷头做,往往会忽视很多东西;一群人凑在一起,把理论投入到工程实际应用中考虑,新问题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当然,在合作过程中也要学会有的放矢。企业的需求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但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会有选择性地做某一两件预计会对产业带来重要影响的事,而一旦定下目标,便可以投入数年时间去攻克。我认为这样的形式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一名科技工作者的科研价值。
记者:说到产业,丝绸产业对中国、对浙江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您如何看丝绸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陈文兴:丝绸是一个时尚高贵的产业,也是一个有故事、有文化的产业。丝绸产业在中国传承了五千年,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张金名片,像这样有着极强生命力的产业是非常少见的。
几年前我在英国白金汉宫参观,发现这座皇室宫殿里有4种装饰品,有两种是代表西方文化的雕塑和油画,而另外两种则是有着浓郁中国元素的瓷器和丝绸。中国丝绸在国际文化影响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如今,丝绸产业在整个纺织行业领域的占比虽然不高,但我依然对其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化纤的原材料来自石油,大自然几亿年的生物资源积累,我们在短时间里已经消耗了惊人的数量。相比之下,蚕丝的来源是可持续的。工厂化养蚕技术日趋成熟,这种天然纤维的应用也有了更多可能性。说不定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身上穿的、日常用的,又变成丝绸了呢。
从白天到黑夜
醉心科研乐在其中
记者:此刻回顾您的求学之路,有哪些给您带来深刻影响的人和事?
陈文兴:我考入浙江丝绸工学院时才15岁,在文一路老校区度过了本科、硕士的难忘时光。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充满了改革开放之初那种蓬勃的生机,我们真切地被“科学的春天”感召,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是大家的偶像。我们学习非常勤奋刻苦。
读研时期,我得到两位导师的精心培养,他们是我学术生涯的引路人。我的硕士生导师戚隆乾、吴鹤龄先生从那时就非常强调产学研合作,告诉我“科研要进厂”。我们当时跑了全国许多家缫丝厂,才了解到一线生产正普遍为生丝“疵点”问题发愁,就这样开启了之后的科研创新之路。
在浙大时我的博士生导师是沈之荃院士。她治学严谨,生活朴素,对学生十分关爱。那时沈先生已经70多岁高龄,多年来一直留一头齐耳短发,她说自己一辈子没烫过头发。她思维敏捷,言简意赅,也以此要求我们这些比她年轻得多的学生。沈先生早年求学时学的是俄文,为了更好搞科研又刻苦自学英文,每天早晨一边做早饭一边听英语广播。她这种简洁干练、孜孜不倦的品质烙刻在我心中,对我日后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得知自己当选院士的消息后,马上给沈先生打了电话,她为我感到由衷高兴。
记者:多年来,您兼教学、科研、行政等多方面工作于一身,是如何统筹安排的?
陈文兴:我现在担任校长,行政管理事务确实较多,但时间挤挤总还是有的。白天做好管理工作,晚间、休息日都可以腾出时间搞科研。从事科研这么多年来,节假日我几乎不休息,有时大年初一、初二还在工作。20世纪80年代的同窗好友,许多人都下海做生意了,但我一直坚守科研岗位。我乐在其中,很少过问外界,至今甚至没有炒过一分钱股票。
记者:成为院士之后,会有更多工作和责任。您对未来有哪些打算?
陈文兴:当选院士后,我想我的工作和生活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每天和老师、同学们在一起,上课、搞科研、吃食堂……除了继续做好科研工作和教书育人之外,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未来,我将继续用科学研究助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记者手记
千百年来,无论是驼铃声串起的深沉的大地之歌,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都在向人们述说着“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故事。到近现代,化学纤维又走入人们的视野,逐渐成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材料……钱塘江畔,这位来自浙江理工大学的院士长久深耕的,正是这片古老而年轻的领域。
用大力有余,入细心愈研。将40个小时的漫长工艺流程缩短至10小时,将每年每家企业平均只有几万吨的产量提升至50万吨的量级,过去全球科学家40多年不能解决的涤纶工业丝制备难题,陈文兴院士团队却一举攻克。除了感叹科学技术的无穷力量之外,技术背后这位科学家付出的心血与汗水更加令人心生敬意。
我们常常听到“科研工作要坐得了冷板凳”云云的话语,乍一听或不觉其中难度之深,然一旦加上时间的洗练便可知其中不易。对于科学家而言,灵感只在于一时,试验却常常是迂回而长期的。“科研与游戏通关不同,它有无数关口,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内,还存在无法彻底通关的可能。但在科学世界走下去的,始终是前方那份未知的神秘。”西湖大学的一位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我想,这样的话,对于每位像陈院士这样数十年投身科研事业的科学家来说,同样适用。
从当年文一路的浙江丝绸工学院,到如今下沙高教园区2号大街的浙江理工大学,跟着院士回溯这条漫长的时间脉络时,我们会发现,其间的每个脚印都是如此连贯而坚定。这应当便是一位科学家真正的过人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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