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由上级部门、专业人员完成的任务却转嫁给了村社干部，同一项工作却要根据不同的统计要求反复分解合并，同一份文件要上传到好几个App……诸如此类的问题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责任转嫁、政出多门、重复统计，折射的是个别业务部门工作态度的“老爷心理”、工作方法的野蛮粗暴、工作作风的不深不实，造成了貌似热热闹闹抓落实下新的形式主义。

　　连日来，杭州市纪委市监委立足纪检监察职能，深入查找基层呼声背后的形式主义问题，督促开展专项整治。

　　“属地管理”不是责任转嫁

　　一些地方和部门以“属地管理”为由，把一些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大的、棘手的工作推给基层，导致基层不堪重负。

　　前不久，拱墅区纪委区监委选派80多名机关干部，组建18支“解题”小分队，深入基层社区开展蹲点挂职活动，围绕基层减负问题清单开展深入调研。比如，部分社区提出“有28块牌子需要上墙，不现实”“功能性指示牌五花八门”等问题，区纪委区监委将问题梳理后抄告给区民政局整改。目前，拱墅区已清理社区各类不符合规范的上墙制度、流程386个，整合宣传阵地378处。

　　有了明确权责边界，基层治理才能责任分明、有序运转；有了更多资源支持，基层干部就能更有底气、更加主动。亲历社区减负历程，切身感受社区减负获得感的拱墅区和睦街道化纤社区书记徐美芳说，“社区减负取得如此明显的硬核成效，离不开纪检监察机关的有力监督。”

　　看似层层压实任务，实则层层转嫁责任；看似逐级落实工作，实则在“甩包袱”。“责任转嫁村社”问题表现多样、成因多元，有的不乏政策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的因素。怎样精准抓好纠改？

　　杭州采取了分类整改、滚动监测、推动试点、完善机制的办法。对个性问题即查即改，整改情况限期反馈；涉及全市层面的共性问题，由市纪委市监委以告知函形式通报市级主管部门，督促举一反三抓好规范；对查实问题且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问责，形成震慑。在此基础上，拓展信息渠道、创新机制制度，自上而下促进标本兼治。

　　“数智减负”构建App“黑白名单”动态管理机制

　　“不少功能重复的App、网站都整合在了一起，终于不用一事多传、一照多发了。社区干部可以腾出手来多处理一些群众的事情！”在临平区东湖街道红丰社区，刚刚为群众完成一个补助审批事项的监察联络站站长唐志良，一边在手机上删除用不着的业务App一边称赞。

　　社区干部一个人同时要面对好几个不同系统和网站，对于一些业务重合网站，还存在平时“一动不动”，为应对突击录入各种数据的尴尬情况，有时上传的内容早已在别的平台录入留痕……有人打趣社区干部变成了“数据搬运工”，同样的数据哪里需要往哪儿搬。

　　本应让社区干部提高效率、群众享受更精准服务的“好事”，非但没有达到效果，反而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诸如此类问题给社区干部和群众造成的困扰，逐渐演化成了“数字枷锁”下的形式主义。

　　临平区纪委区监委把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为纠治“四风”的重要任务，从推动整顿区级政务应用入手，下架区级低频应用17个，整合提升功能重复应用26个；临安区通过数智系统建设，对村社干部日常工作和事项数据标准化采集、自动生成台账，大大压缩了制作台账等工作消耗时间；钱塘区明确社区工作人员一个条线工作只保留一个工作群，通过“整合+清理+降频”的方式，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

　　为防止数字化改革中新的“责任转嫁村社”问题，杭州市委办公厅督促推动“数智减负”，加强多跨场景试点建设。下一步还要推动完善村社减负线上管理，推进村社“一票否决”和责任状签订等场景与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系统对接，构建App“黑白名单”等动态管理机制，实现“责任转嫁村社”问题数字化预防、监测、纠改、反馈的工作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