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乡村之声9月20日上午播出的节目中聚焦了嘉兴自治、法治、德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而“三治”探索的发端地,在浙江嘉兴。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市发扬“红船精神”,在全国首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社会效益日益凸显。
近日,记者来到嘉兴农村采访,听一线干部群众讲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故事,感受到“三治融合”给嘉兴社会治理体系带来的深刻变化。
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浙江嘉兴的改革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率先在全国实施全民社保,城乡一体化也走在全国前列……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更加集中地爆发出来。嘉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贤龙:
孙贤龙:征地拆迁,有的说征地拆迁补助太少,有的呢排队上来要求拆迁,没轮到拆迁;有的反映的是环保问题,有的地方排污水。这矛盾非常多,我们感觉发展起来以后比没有发展的时候,面临的问题一点没有减少。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城乡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就在这时,村民自治发挥出巨大潜能:村民自己的事自己决策、自己管理、自己来做。嘉善县洪溪村党支部书记陈俐勤:
陈俐勤:我们修一条路,牵涉到140户人家,我们先开了个座谈会,后来每一户人家一张表格,同意的你就签上你的名字。所以最后我们修这条路的时候就非常顺利。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老百姓的事还是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法律法规下让老百姓自己达成意愿。
在“三治”探索试点地桐乡市,“百姓议事会”、“百事服务团”相继成立,让村民参与村务有了便利的渠道,发出的声音能够落到实处。谁家里的电器坏了,房子漏了,一个电话,“百事服务团”就会马上上门服务。党支部书记沈洁介绍,村里面的一些重大动议,也都是先经百姓议事会讨论后,才可以提交村民大会去通过。
沈洁: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那我们会先提交百姓议事会来充分讨论,他们就会提出这个要改,那个要怎么样,他们会先去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完了我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
走在桐乡市乌镇的大街小巷,会不时看到身穿红马甲的“乌镇管家”。他们或许是买菜的大妈、晨练的路人,也或许是快递员、出租车司机。作为志愿者,他们主动从事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工作,把乌镇当作自己的家来维护经营。南宫社区72岁的桂剑华大爷就是4000多位“乌镇管家”中的一位。
桂剑华大爷:我们当了管家以后,这个责任心有了。我去买菜,早晚散步,我就要多看一眼,多留心一下,电线露在外面,东西乱堆乱放,还有下水道破了,马上用手机拍下来,告诉社区,多一双眼睛,多关心一下。居民对社区有什么意见,他们也会向我反映,比如健身器材响动了,不灵了,螺丝掉下来了,我再去跟他们说,跟书记说。
与自治同步推进的还有法治和德治,在嘉兴农村,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乡贤参事会陆续成立。嘉兴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全市每个乡村、社区配备了法律顾问,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示范社区,让群众通过掌握法律,解决身边的矛盾和问题。而道德评判团、乡规民约,则以道德为引领,正民心、树新风、惩丑恶,从而形成了“三治”融合发展的喜人局面。
洪溪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问题村。近年来,村里创办了20多支文体队伍,每年举办小康村篮球赛、趣味运动会、洪溪村春晚等活动。十余年的创建与培育,村民的心拉近了,很多积怨和矛盾也在无形中得到化解。洪溪村也蝶变成乡风文明的幸福村,村集体可支配收入由30多万元提高到800万元,还先后荣获了“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风文明示范村”等荣誉称号。村党支部书记陈俐勤:
陈俐勤:我觉得就是文化活动的开展,还有一个就是各种评比活动,凝聚了人心。我们评比是很小的,每个人家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再怎么着这家人还是有闪光点的,所以我们评环境优美户、邻里和睦户、敬老爱幼户、勤劳致富户、热心公益户,人总是要面子的,全村大会上带上大小的横幅上台领奖,他会感到很自豪的。自治法治德治做了以后,整个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是人的素质提高了很多。
在如火如荼的“三治”探索和实践中,嘉兴市大力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主导作用,健全以乡规民约、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一约二会三团”为标准配置的“三治融合”新模式,激发基层群众参与自治的主人翁意识。同时大力扶持和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大幅放宽社会组织准入和登记门槛。
“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这是嘉兴“三治融合”的核心要义。五年的探索实践,“三治融合”给嘉兴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政府单向管理走向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转变;行政管理为主的单一手段走向行政、法律、道德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事后处置走向事前和事中处置延伸。基层社会自治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法治思想深入人心,道德风尚不断提升,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和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是最好的衡量标准。桐乡市越丰村村民沈利荣:
沈利荣:“三治”以后,我觉得我们越丰村变化是很大的,而且是太大了。第一是安全比较好的;第二是通过“三治”,居民的家庭纠纷也少了,大大减少;第三,通过“三治”后,整个村的环境、卫生搞得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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