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会馆

　　雪窦寺

　　宁波妇女的服饰

　　千丈岩

　　三隐潭

　　奉化路边一个小庙

　　洋枪队

　　编者按：

　　1839年，法国画家达盖尔发明“达盖尔银版摄影术”，宣告世界上第一台可携式木箱照相机诞生。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摄影术也被西方人带入中国。英国人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并不是最早来中国摄影的西方人，但他却是第一个最广泛拍摄并传播中国的西方摄影家，一本《中国与中国人》画册，更奠定了约翰·汤姆逊在世界摄影史上的地位，后人把他誉为摄影界的“马可·波罗”。

　　宁波是约翰·汤姆逊在中国拍摄的最后一站，也是他十年亚洲之旅的最后行程。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一书中，就有七幅是关于宁波的照片。

　　(一)

　　1862年4月，二十五岁的约翰·汤姆逊从英国爱丁堡来到新加坡开设个人摄影室，开始了他为期十年的亚洲纪实摄影之旅。在1869年到1872年初的三年里，他把精力集中在中国各地的旅行与拍摄上。约翰·汤姆逊经香港从福建开始启程，由沿海到内陆，从南方到北方，他的足迹到过中国大部分地区，不仅拍摄沿途的风光与建筑，还以当时英国流行的人类学视角记录了大量晚清达官贵人与普通百姓生活状态。上至清廷高官如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下至街道贩夫走卒乃至墓穴里藏身的乞丐，为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留下了极有价值的人文影像遗存。三年中国之旅结束后，1872年初夏，约翰·汤姆逊带着沉甸甸的1200多张玻璃底片返回英国，定居于伦敦，并于次年出版了《福州与闽江》《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两本摄影集。两书一出，引起英国朝野和摄影圈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分为四卷出齐，收录着约翰·汤姆逊拍摄的二百多幅照片，每幅图片撰有详细的文字介绍。这部四卷本摄影集不仅内容上、制版上、印刷技术上很创新，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片制版、用凹版印刷，也是世上首部用文字与图片合一的摄影集。这部摄影集在形式上更是大得出奇的巨著，开本为48厘米×35厘米，重量为17公斤。据这套书的出版商伦敦桑普森公司宣称：“女皇陛下非常喜欢这套书，并颁发给作者一枚金质奖章以兹纪念”。皇室的广告效应和西方人对东西方的猎奇心理，使得约翰·汤姆逊一下子就在英国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作为一名著名摄影师和作家的双重地位由此而确立。

　　宁波是约翰·汤姆逊在中国拍摄的最后一站，也是他十年亚洲之旅的最后行程。据《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第三卷“浙江宁波”篇记载：“宁波位于甬江的左岸，距离入海口约十二英里。1872年4月3日，我乘坐‘珠山’号汽轮从上海来到这里，当船驶入这条江的时候天刚刚破晓，远处岛屿参差的轮廓和镇海的海岬罩上了一层温暖的晨光，成群结队的渔船扬起风帆，捕捉江面上轻柔的微风。满载的福建大木排正吃力地溯江而上，看起来就像一块漂浮的木头方场。对外国游客来说，另一件新鲜的事物便是江岸上那一排排连绵不绝的冰屋，里面贮存的冰用于夏天的时候给鱼保鲜”。这段汤姆逊自己撰写的回忆文字，不仅记叙了初到宁波时的新鲜印象，还确切记下了到达的日期。

　　约翰·汤姆逊先是拍摄了宁波的市区，然后乘乌篷船溯江到达奉化，再转乘山轿往雪窦寺、千丈岩、三隐潭等地探幽揽胜。所到之处，行行拍拍，留下一批弥足珍贵的历史性影像。仅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一书中，就有七幅是关于宁波的照片，分别是“福建会馆”“千丈岩”“雪窦寺”“三隐潭”“奉化路边的一个小庙”“宁波妇女的服饰”“洋枪队”。这些将时光定格在1872年4月的宁波旧影和他洋洋洒洒的记叙性文字，将我们带进一个已经远逝变得扑朔迷离的晚清时代，又让我们明白地窥见了当年的那些人和事，甚至一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和风土人情。

　　汤姆逊所拍的“千丈岩”“三隐潭”属于风光摄影，虽然事隔百余年，但现在如果再去拍摄的话，大约还是那个景致，地形地貌的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建筑物与风土人情的照片就不一样了，历经朝代变迁会变得陌生而遥远，甚至面目全非了。比如“福建会馆”这张建筑摄影，约翰·汤姆逊用最大的玻璃底片拍摄，建筑物的细节非常丰富。拍的是福建会馆天妃宫的正殿与殿前天井，带进戏台一角。照片中龙蟠的浮雕石柱，歇山抚殿式建筑外形，戏台与正殿的斗拱构建，天井里一对石狮子与木栅围起的柏树。这些曾经的存在物，从一百五十年前穿越时空，好像正幽静地来到我们眼前。不仅有图为证，汤姆逊还专门写了一篇短文描述了福建会馆的建筑美学理念和商业用途：“学建筑的学生会发现这张照片很值得细细观看，因为建筑装饰中那些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都包含着来自本土艺术以及佛教或印度神话的深刻寓意——在这里开会议事，制定行规，举办宴会，从这些古老的会馆建筑就可以看出，商业联合与合作这种在我们国家新近才发展起来的形式，在中国已经运作了数百年。”

　　(二)

　　福建会馆在宁波也称为天妃行宫，这座集石雕、砖雕与木雕精美工艺于一身的大型建筑物，是为海运平安祭祀天后妈祖的神殿。在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看来，这是中国庙堂建筑的一个最好样本，不仅具备东方建筑艺术的特色，还是宁波兴盛的海运同业合作经营的议事场所，而且是开商业同行合作领世界之先的最好证物。可惜福建会馆这座精美的建筑在1949年毁于战火。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约翰·汤姆逊当时用50×40.5厘米超大玻璃底片拍摄清晰度极高的照片了。我想如果有一天，福建会馆整体建筑能得以恢复重建，那么他拍摄的这张照片将为文保修复专家们提供最真切的历史原貌证据。

　　还有那张“宁波妇女的服饰”的照片很有看头。两位宁波妙龄妇女的侧身照，衣着华丽，手执折扇。坐着的那位头上梳的发髻用花饰固定住，显得端庄。站着稍年轻的那位，发辫是散开的，一坐一站显示出她们是主仆关系。照片的背景是经过雕琢的高大木质栲头护栏，说明拍摄的环境是一个大户人家。“宁波妇女的装束与更南边的妇女唯一的差别就是头发的样式。”约翰·汤姆逊就这么寥寥一笔，佐证了晚清时的宁波妇女和福建广东一带妇女们的服装衣着上是差不多的。再仔细一看，主仆两人均采用侧身侧面入照，这与当时大都正面照相的习惯并不相符。原来约翰·汤姆逊为了更好地表现妇女头部发髻发辫造型，以凸显和更南方的妇女们不一样的特点，为照顾视角而不得不让这两位妇女侧面入镜了。在哲夫先生编的《宁波旧影》一书中，我们发现拍于十九世纪末题为“宁波乡下妇女”的一张明信片，图片中的妇女也梳着同样的发髻，同样手执折扇。那时候折扇取代携带不便的团扇，已作为优雅妇女的时尚道具了。

　　让人更感兴趣的还有“雪窦寺”的外景照和那篇优美有趣的文字记叙。照片中的雪窦寺俨然一派田园风光，前面是一片丰美繁茂的寺院田，低矮的山门外一棵唐代的高树孤立，一圈环寺的围墙也是矮矮的，寺院被竹林映掩着，几幢民居般极不张扬的寺内建筑物妥帖地安放在山丘与溪流之间。寺庙前方不远处就是经年奔流的千丈岩瀑布，更远方是一片绵延不绝的群山。按照建筑生态学角度去看，当时的雪窦寺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是多么融洽。这般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和登高远眺的极佳景地，怪不得北宋仁宗皇帝做梦也梦见了这座寺院，雪窦寺在得到“应梦道场”御赐的同时，当初应该还有一大笔随皇帝梦而来的丰厚馈赠吧。相机的视角有限，在约翰·汤姆逊拍摄的雪窦山外景照片的边框之外，幸好有他的一大篇文字描述作了补充。根据他那细腻而风趣的赞誉，足以说明当时汤姆逊举目所见皆是绝美的景致。记得前几年曾有纸媒报道过，当如今的雪窦寺山僧们偶尔获得这张汤姆逊在1872年4月所拍的寺院外景照片后，众僧雀跃，视作寺宝，放大悬挂。

　　约翰·汤姆逊在进雪窦山之前，路经奉化一个小村时，有一段描写，值得注意。他写道：“在这幅画卷的中间，却有一个不甚调和的污斑存在，奉化的这个小村子——村里的这座庙、这条路、这些店铺还有这些房屋，全都散发着一股阴郁腐朽的气味，紧紧地包裹着它那些陷于烟毒之中的居民。”说明在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烟毒仍然以袅袅不绝之势祸害着晚清子民，中国僻远的农村更未能从烟毒中摆脱出来。见此情景，约翰·汤姆逊怀着深深的忧虑。这是摄影家在拍摄之外，出于对文明生活方式呼唤的一种良知，也是对晚清官府禁毒控制不力所提出的谴责。约翰·汤姆逊对这个烟毒弥漫的小村子所产生厌恶的心情，一直持续到爬进雪窦山之后，才为雪窦山美好的景致逐渐化解消融掉。

　　最后一幅照片题为“洋枪队”，这支所谓的“常胜军”现在看来他们的装束有点像民团组织。两排武装士兵手持洋枪列队，但仔细看他们的目光分散，队列也高矮不齐，士兵们没有生气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具有战斗力的勇猛。约翰·汤姆逊用以下文字记叙：“在宁波有一百五十名西式训练、西式装备的士兵———现在留下这些只用作宁波的防卫，队里的中国军官包括一个军士长、两个下士、两个一等兵、一个炮兵军士以及一个步兵中尉———在宁波这支部队里，普通士兵的工资(在宁波他们能如时地得到支付)是每月六元，约合每天一先令。此外还发给冬夏两套服装，夏装是白地蓝色镶边，冬装是深蓝色、绿色镶边，还有一条深绿色的头巾。”

　　(三)

　　从照片中宁波这支洋枪队的着装看，列队的士兵们仍着冬装，符合约翰·汤姆逊在公历四月初来宁波时还是乍暖还寒仲春时节的拍摄时间。从能够按时给士兵们发放军饷看，说明当时宁波的地方经济还是可以的，说不定其他城市的“常胜军”可能碰到拖欠甚至扣克军饷的情况，不如宁波的士兵们那样有保障了。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像约翰·汤姆逊这样一个外国摄影师，当时能深入到宁波城防部队去拍摄西式武装的军人，并把兵营的官制、装备和士兵待遇情况搞得那么清楚(甚至还在南京拍摄到了南京兵工厂制造新式大炮的车间)。难道在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迫使清廷“五口通商”后，连军事禁区也向外国人开放么？难道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天津条约》的墨汁未干，不怕一个英国人以摄影师之名行间谍之实么？从允许约翰·汤姆逊从容拍摄中国军队和详细了解防守等情况来看，当时的清廷确实是妥协得一塌糊涂了。

　　约翰·汤姆逊在宁波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留下宁波印记却是多方位的。从镇海口到三江口船行的沿途见闻、宁波商贸的繁荣与海运事业的发达、福建会馆与甬江两岸冰屋的建筑特色、宁波城防洋枪队的建制及装备情况、宁波妇女的服饰装束、雪窦山景区绝美风光以及沿途所见众多偶像崇拜的小庵小庙，都在他的镜头中和文字里作了记录。甚至还从雪窦山和尚们那里刺探到“外国的香槟酒比烧酒要好喝”这样具有酒类商品潜在市场开拓前景的商业情报。在中国旅行三年的约翰·汤姆逊这样广泛地收集信息，是出于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对中国人民的热爱，还是另有图谋呢？

　　对此，摄影史学家们持有不同的看法，也导致在图像学意义中会有不一样的解读。这两种看法，前者基于约翰·汤姆逊的纪实摄影对中国百科全书式记录具有社会学与人类学意义。后者是在晚清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政治学与意识形态学来拷问西方摄影师的拍摄动机。我想具体到某一个摄影师，某一种摄影现象，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可能会误导我们的独立判断，可能会对一种摄影现象蒙上偏见的滤色镜。英国著名的摄影史学家伊安·杰夫里在《摄影简史》里专门提到过“汤姆逊在中国”，他是这样评价的：“第一位把整个社会作为拍摄对象的摄影家是苏格兰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约翰·汤姆逊——照片和广泛的描述详细而有序地介绍了中国的生活——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制造业生产和社会秩序上。实际上，他的书并不是公正无私的调查，它倒更像是一本为了商人和殖民者的使用而设计的说明书。”

　　的确，约翰·汤姆逊在中国旅行时很留心港口的位置和当地的物产资源分布。比如他对镇海口到宁波三江口的距离作了记录，对宁波的地方特产和商贸海运作了调查。甚至从汉口沿长江乘船一直到巫峡，对沿途的煤田矿产资源和可供开发的码头，都作了一番考察。还非常有前瞻性地把汉口与上海港口的地理优势作了对比，并把东方大港崛起的希望寄托在上海。这些都足以说明约翰·汤姆逊的确具有殖民主义者的投资和战略家的眼光。但是我们更不能否认约翰·汤姆逊对文化的热爱。是他第一个用相机拍摄了柬埔寨的吴哥窟，是他第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西方旅行家当时到不了的长江巫峡深处去拍摄那里的人文景观。当然，我们更不能否认他的三年中国之旅所作的对晚清中国百科全书式的记录，的确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抱有探究了解的热情。而约翰·汤姆逊留给我们的宁波影像，也是极有看头的。睹物追忆，思绪万千，时光倏忽，白驹过隙。随着时间的流逝，约翰·汤姆逊当年所拍所记的有关宁波的旧影与文字，已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史料价值与社会学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