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考古

   遗址价值不断深挖

　　上林湖地区的考古调查，始于20世纪30年代，陶瓷考古学界泰斗陈万里先生曾多次到宁绍平原调查越窑遗址，并于1935年到达上林湖，确认上林湖地区是越窑的中心产地。他认为如果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指的是“秘色瓷”，浙江就是越窑的产地。并且认为越器是民间用品、秘色瓷是进御用品，两者都是越窑产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省、市、县多级文物专业部门先后成立，并对宁绍平原陆续展开多次详细的考古调查工作，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专题调查，在大量详实野外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确定上林湖地区是越窑的中心产区，是唐宋时期的窑业中心。同时基本理清了上林湖地区唐宋时期窑址的分布范围与窑业面貌。

　　越窑遗址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90年，十年期间，掀起了越窑考古的第一次高潮，重要工作有如下几次：1990年低岭头窑址的试掘、1993至1995年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发掘；1998至1999年古银淀湖寺龙口窑址的发掘；1999年白洋湖石马弄窑址的发掘。前两次发掘均为有计划、学术目的明确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石马弄窑址则是配合基建的抢救性考古发掘。2014至2015年，再次对荷花芯窑址进行主动性发掘。

　　其中，荷花芯窑址是首次对唐宋时期越窑遗址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了丰富的作坊遗迹现象，揭示了唐宋时期越窑的窑场布局、制作工艺流程以及窑业生产与管理等重要信息，为恢复唐宋时期越窑的制瓷工艺、窑场格局，推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浙江青瓷申遗工作提供了大量详实的野外材料。通过揭露的晚唐、五代、北宋时期丰富的地层堆积，可以建立唐宋时期越窑发展较为完整的年代序列，为越窑瓷器的更详细分期提供了地层学证据。大量唐宋时期精美越窑标本的出土，大大拓宽了我们在造型、装饰、成型、烧造等方面对于越窑的认识，使越窑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

　　而寺龙口窑址的考古发掘，不仅对鉴别、研究越窑南宋早期烧造的宫廷用瓷或贡瓷有重大意义，也有力地纠正了越窑衰落和停烧于北宋中晚期的传统观点，首次揭露了完整的南宋时期越窑窑炉，系统地展示了越窑南宋初期的生产面貌。寺龙口窑址众多的堆积层位关系及其异常丰富的堆积包含物的考古发现，也为开展越窑考古的地层编年和考古分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出土的大量瓷器，以明确的考古学层位，向我们展现了唐末到南宋不同阶段越瓷的特征风貌、工艺技术的历史演进和特征变异。该考古发掘项目被列入“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为配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同时为窑址群的下一步保护与展示规划编制提供依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的《2014-2018年越窑五年考古工作规划》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2014年9月-2015年9月完成荷花芯作坊区发掘的基础上，于2015年10月-2017年1月对后司岙窑址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

　　后司岙窑址位于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编号为Y66，这里是上林湖越窑遗址的最核心位置。从历年来调查的情况来看，产品中秘色瓷比例高、质量精、种类丰富，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最主要烧造地。发掘面积近1100平方米。揭露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清理了厚5米多的废品堆积，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

　　此次发掘基本理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工艺、秘色瓷窑场基本格局、唐代法门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后司岙窑址始于唐代晚期，止于五代，基本与唐五代时期秘色瓷延续的年代相始终。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考古发掘项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及其在考古学方法上的探索与创新，获得了“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荣誉称号。

　　一系列考古发现大大推动了越窑青瓷的学术研究，《寺龙口越窑址》《越窑、秘色瓷》《2002年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青瓷与越窑》《上林湖越窑》《越窑青瓷文化史》《越窑瓷墓志》《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研究》等报告、专著、论文集相继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