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法院执行局局长在给被执行人做调解工作。(凌宇磊摄)

　　众所周知，为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助力破解执行难题，2014年我市发布《关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实施办法》，正式开始推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即俗称的“黑名单”制度。

　　上了“黑名单”之后，主要有三种情形：有人迫于压力，即刻还了钱，这也是设置“黑名单”的初衷所在；有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等来的不仅是高消费行为受限，还可能是“牢狱之灾”；但也有一部分人，态度积极、履行意愿强烈，但确实暂无能力履行到位。江北法院的探索举措，正是基于第三种情形。

　　“黑名单”初显威力

　　6月26日下午，余姚法院执行局陈法官接到了申请执行人诸某的电话，告知消失已久的被执行人孙某主动与自己联系，并在当天中午将全部执行款3.3万元汇入诸某的银行账户。

　　诸某与孙某素有彩钢买卖业务关系，2013年因孙某在收货之后一直拖欠总计3.3万元的货款未付，诸某向余姚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孙某支付诸某货款3.3万元。今年年初，诸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官多方查找未果，于5月21日将孙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久前，远在新疆的孙某接到家人电话，称其父亲病重。听到这个消息，孙某赶紧订购机票准备回宁波，不料被告知无法购买。原来，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孙某被限制购买机票等高消费行为。

　　孙某这才意识到逃避并不是办法，及时履行法律义务才能获得自由。于是，孙某立即与诸某取得了联系，当天就将3.3万元欠款汇入诸某账户。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法官也及时将孙某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上撤下。

　　因被纳入“黑名单”行为受限而主动履行义务的案例，在甬上法院举不胜举。

　　欠债不还、以各种方法抵抗法院执行的现象由来已久，究其原因，除了当事人法制意识淡薄，还与长期来有效执行手段缺乏、失信成本较低有关。2014年，我市正式开始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所有被录入“黑名单”的，除接受公众查询外，还向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等通报，失信“老赖”因此在涉及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2016年底，信用宁波信息平台上线，我市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数据全部同步导入该信息平台。随后，联合惩戒措施清单出台，对联合惩戒对象、措施类别、具体措施、实施环节、实施层级等方面进行明确和规范，列出了覆盖全市40个单位134项的惩戒措施清单。

　　除了将失信者纳入“黑名单”外，我市两级法院还通过网络、微博、报纸、电视、广场LED屏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对抗拒执行的“老赖”予以曝光。

　　据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自2014年我市开始实施“黑名单”制度以来，截至目前，全市法院一共将58215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其中包括自然人51022人，法人7193人。

　　强大的司法威慑力之下，“老赖”无处遁形，不少长期逃债在外的“老赖”不得不选择主动还债，助推了执行难题的破解。据统计，2017年，宁波两级法院新收执行案件81921件，同比上升28.01%；结案74826件，同比上升23%；执行标的到位率59.62%，同比上升18.70%；实际执行率70.26%，同比上升21.87%。

　　信用修复激励的探索

　　制度提高了不守信者的成本，激发了人们的自觉守信行为。但是其“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硬杠杠，在司法实践中难免带来一些困惑。

　　2016年初，作为宁波市重点工程“姚江一号”的负责单位，宁深汇公司内部股东产生矛盾纠纷，公司逐步陷入债务深渊，“姚江一号”项目也因资金不足而停工，进而导致施工方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其诉至江北法院。经江北法院审理，判决宁深汇公司支付二建公司工程款及逾期利息超过2000万元。2016年6月，二建公司向江北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宁深汇公司名下涉案工程的土地，并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宁深汇公司虽然当时没有履行能力，但积极配合法院工作，履行意愿强烈。只是因被列入“黑名单”，既无法融资，也无法复工，其履行能力明显被削弱。

　　甬上司法实践中，这样态度积极、履行意愿强烈，但确实暂无能力履行到位的现象，并非个例。

　　“在五花八门的执行案件中，我们发现存在这样的个案。对被执行人采取公布失信名单后，被执行人当时没有履行能力，但积极配合法院工作，也愿意履行义务，却碍于被列入失信名单，使其社会活动能力受限，社会评价降低，在工作、贷款、投资等方面难以施展手脚。”江北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种现象实际上是削弱了其履行的能力，也打击了被执行人配合法院执行的积极性和意愿，在这样的个案中，信用惩戒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

　　为缓解这种冲突，江北法院探索实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激励评分制度》，即在被执行人的申请下，由法院对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和各项配合执行的行为进行审查评分，综合评分达到一定分数的，可经法院同意，暂停对其实施信用惩戒，将其从失信名单上屏蔽。

　　规定还明确，对已经获得信用修复激励的被执行人实行滚动考核，每3个月进行一次，若发现其不符合条件或记分不达标，将立即取消信用修复激励，重新录入“黑名单”。

　　“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基础上，能够兼顾社会效果，弥补社会信用修复制度的缺失。希望通过信用修复和激励，给履行确有困难又履行意愿强烈的被执行人一次正面评价的机会，鼓励其积极提高自己的履行能力，配合法院执行并尽快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江北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制度仍需不断完善

　　江北法院信用修复激励制度的探索，到底成效如何？

　　前不久，焦急的叶某来到法院，表示广东有一单业务需要其亲自处理，且时间紧急，需要乘飞机前往。但其因失信被限制高消费，不能乘飞机，一时间陷入困境。于是叶某向法院提出了信用修复的申请。法院立即组成合议庭，综合考虑其履行能力和配合执行的行为，依照《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激励审查评分办法》，他的综合评分达到96分，符合信用修复的条件。于是，江北法院暂停对叶某实施信用惩戒，将其从失信名单上屏蔽。最终叶某及时赶到广东，成功拿下订单，并在返回宁波的一个星期内将获得的首付款30万元支付给本案的申请人殷某，余款40多万元也按照还款计划全部履行完毕，本案最终圆满得到执行。

　　据统计，试运行以来，江北法院有16名失信被执行人通过该制度从“黑名单”中屏蔽，6件执行标的额上百万元的案件纠纷得到顺利执结。

　　“‘信用修复激励制度’的出台，毋庸置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根据被执行人配合的程度，既可以作为一种惩治手段，也可以作为一种执行手段，是很好的探索。”市中级法院相关负责人说，此项制度坚持了司法处置和企业帮扶相统一，对于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尽最大努力维持其“造血能力”，鼓励其积极提高履行能力，既给涉诉企业重新焕发生机的机会，也有力助推了执行难题的破解。

　　宁波大学法学院冯一文博士认为：“司法的公信力，不仅可以通过刚性的手段得以实现，也可以通过柔性的举措来加以推动。信用修复激励制度就是‘黑名单’刚性制度下的柔性补充举措，它好比是‘放水养鱼’，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共赢。”

　　当然，业内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被执行人修复信用后还是没法按照计划履行义务，再重新录入“黑名单”，反反复复，会不会影响司法公信力？

　　更多的业内人士则希望这项制度能坚持下来，不断完善，真正探索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的模板，切实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