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匡堰派出所即将退休的民警老励在走访群众。(冯罗鑫 王晓峰 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乡村旅游业态开始逐步兴盛。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的社会治安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现有的农村警务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求。

　　没有平安的环境，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探索建立农村警务新模式，不仅是对公安机关能否顺应新形势创新管理手段的现实考量，也是关系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现实问题。

　　“3万步”背后有隐情

　　今年国庆长假首日，59岁的慈溪匡堰派出所民警励金敖正好轮到备勤。原本这是所领导给予他这位即将退休老民警的“福利”，但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毅然加起了“班”。励金敖在当地非常有威信，说话很管用，派出所内还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老励工作室”。

　　不久，派出所接到警情，有一家子来自上海的游客，人生地不熟，将车子停在了本地居民张大叔家的院子里。张大叔外出回来后发现院子被堵十分生气，与游玩归来的游客发生了争吵。在外“走街串巷”的老励获知后立即赶过去处理。老励一到场，张大叔看是他来了，立马就歇火了，一场纠纷就此解决。

　　“我走访了几个加油站、几个租房片区，还有周边的一些店铺、越窑遗址和上林湖景区的几个农家乐，还沿山巡逻了一圈。又是‘3万步’，好友圈里继续保持第一名。”老励说，这样的日子他早就习惯了，现在他还时常带着一群“徒弟”跑山区地头、村陌巷道。因为他们工作室的宗旨就是“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热情温暖民心、用汗水收获民意”。

　　在长假里，像老励这样自愿加班的民警不少，“山警”沈丹枫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奉化大堰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之前被抽调到奉化公安分局去参与破案了，但长假所里实在缺人，他就申请先回大山“坚守”了。

　　沈丹枫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7时30分，他从奉化城区驱车40多分钟后回到“家”。15分钟后，所里升国旗仪式开始，人虽少，但这是他们的传统，既是庆祝国庆，也是动员。之后，沈丹枫提着礼品去镇上养老院看望他曾参与调解过的一位老人。上午8时30分，沈丹枫接到警情——当地箭岭村有纠纷，于是他赶着去解决。“回来之后我又跑去检查民宿了，核对旅客入住登记情况。”沈丹枫说，忙完这些也到中午饭点时间。下午2时多，正在巡逻的沈丹枫又接到新的警情——村民在山野间发现了一名迷路男孩。沈丹枫帮其找到家长后，又赶去检查民宿，再筛选一遍，确保无误。夜晚来临，沈丹枫还要值班，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警情。

　　“3万步”和“抽调仍赶来加班”的背后是几多的“心酸”——警力缺乏。

　　记者了解到，慈溪匡堰派出所共有民警14名、协警12名，而要管辖的区域面积为42平方公里，实有人口4.9万人。最关键的是，匡堰是旅游大镇，慈溪杨梅、上林湖瓷器都与它有关，节假日游人如织。奉化大堰同样如此，它是奉化区唯一全山区乡镇，每逢假期，来“乡愁小镇”游玩的人数不胜数。守护这片“乡愁”的派出所恰恰是奉化最小的一个派出所，全所只有民警6名、辅警11名。

　　类似的还有象山石浦边防派出所、宁海岔路派出所等。

　　传统警务显现“四难”问题

　　事实上，警力不足仅仅是如今农村治安面临的一大困境。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传统的农村警务模式正暴露出“警力下沉难、治安管控难、调处纠纷难、新问题处理难”等“四难”。兼之当前乡村旅游大热，原有的矛盾未得到有效解决，又催生出新的利益纠葛，更伴生诸如交通拥堵、人员流动、侵财频发、消防安全等严峻治安新情势。

　　“警力下沉难”，实质是“警力下沉无以为继”。这是当前公安基层派出所的现状，在农村派出所尤为突出。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警力配备不足、日常工作繁重、警务室空壳现象严重等。“我们除了正常的治安巡逻、执法办案、值班备勤外，还承担着各种阶段性工作、专项性打击、临时性安保等任务。”大堰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以大堰的“油菜花”季赏玩为例，他们连续两月全员加班投入安保。“整个所民警加辅警才17人，除去窗口、后勤人员，这已经不是警力能否有效下沉的问题，而是警力无以下沉了。”目前，各派出所虽以村为单位，划片设置了警务室，却因人

　　员严重不足无法落实民警坐班制度。警务室空壳，就不可能发挥警力下沉和警务前移的阵地效用。

　　“治安管控难”也与警力不足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近年来，我市各地都在力推“雪亮工程”，这一举措为农村治安提供了技防的保障，但人防方面仍较为薄弱。一个民警要管理几个村的警务工作，而农村村落分布广、交通相对不便，防范工作点多面广，责任民警想有所作为，必将依靠各村的治保会、调解委员会等群防群治组织，但这些组织本身并不受派出所监督，所谓配合工作，多凭民警个人交情，缺乏警务合作正规性，使得一些村落渐成治安防控盲区。

　　“调处纠纷难”问题一直存在。农村的邻里矛盾、民事纠纷，往往事态较小，但若处理不及时，极易演变为恶性治安刑事案件。根据大堰派出所统计，2016年时因矛盾纠纷引发的报警就有170余起。其中，普通民事纠纷引发的打架斗殴事件，民警接连下村五六趟才得以解决的就有60余起。原因除了当事双方存在“认死理”症结外，还与“不给力”处置有一定的关系。纠纷矛盾产生后，当地有“距离优势”的群防群治组织一旦没有第一时间介入，事情往往会复杂化。而基层派出所又只能被动后续跟进，使调解变得艰难。

　　“新问题处理难”是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备、村民生活日渐富裕的背景下出现的。比如，新农村建设涉及的征地、拆迁问题；受农村“空巢化”现象严重等因素影响，侵财类刑事案件多发；乡村旅游热催生的交通拥堵、民事纠纷、危险求助等。

　　各地探索借力于民

　　农村要做到“一村一民警”常态化警务显然不太可能，毕竟限于财政压力和现实条件。那么，如何有效解决农村警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现在我市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其中一个共同的做法是借力于民。

　　在奉化，大堰派出所探索的模式叫“乡贤+警务”。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传统载体。对群众而言，乡贤是自己人；对公安而言，乡贤是明白人。因此，奉化公安探索建立了“一村一警助”警务新模式，让“乡警”回归，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一起守护最美“乡愁”。大堰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个天然的优势，使大堰派出所成为首个“吃螃蟹者”。去年，大堰派出所按照“一人连三村”布局，聘用了15名警务助理员，创新推出“乡贤”警务治理模式。“今年以来，警助人员共协助民警调处一般纠纷150余起，化解历史疑难纠纷11起，我们大堰辖区纠纷类警情同比下降近四成。‘乡警’还助力排摸风险隐患区域90余处，协助整改40余处，有力推动了辖区的长治久安。”大堰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说。

　　在宁海，岔路派出所借力本地社会公益组织“阳光志愿服务社”，组建“阳光义警”。自今年2月市公安局部署开展“千警下基层、万警大巡访”专项行动后，宁海岔路派出所就以公益服务的形式开展群防群治工作，打造“自治、共治、综治”一体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样本。一个月内就遴选招募了队员200名，成立了20支“义警”分队。“‘义警’的主要工作为开展晚间治安巡逻、治安防范宣传、安全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爱心救助等，出勤时间按照参加公益活动予以累计。”岔路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说，“义警”上岗前必须经过专门培训，还有各种规章制度保障运行。“阳光义警”有效破解了以往公安机关组织群防群治力量时队员素质不高、保障难、组织难、持续性差等问题，为基层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在象山，石浦边防派出所探索推出的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已得到各方肯定，目前已在全市各地推介。“海上管理，以前是‘九龙闹海’，各个部门看似都管，但发生事情时，渔民不知道找谁。如今我们探索出了海陆党政警民深度融合的‘九龙管海’模式。”石浦边防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说，一方面，他们将海上纠纷预警放第一位，开通“警民说事”平台，定期开展政策法规宣传，收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把影响稳定的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他们精心打造“红帆工程”，将港内的渔船进行分组管理，每一个船队编为“红帆船队”，推选先进渔民的渔船担任“海上红帆船”，在调解工作以及相互开展海上救援行动中起到模范作用。上岸后，让纠纷双方到设置在派出所的“渔业海事纠纷调处中心”解决问题。一些难以协调解决的纠纷，则由海事法院设立的延伸立案服务点——海事律师事务所驻点提供法律援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