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月7日讯 又快过年了。

　　宁波康复医院的治疗师们在和家长们商量，要怎样告别这一年，最后决定：大家一起包饺子——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们一起编排了一台晚会，孩子们很开心。

　　在这里的每个孩子，谁会笑了、会爬了、会走几步了、会说几句话了……他们点滴的进步，医护人员和家长们一样，都会开心好久好久。而和父母们的角度不同的是，治疗师们则更多在思考：除了康复治疗，这些孩子能不能拥有更好的归宿？

　　我喜欢

　　“眼睛的翻译器”这个比喻

　　“你很棒！”“来，再做一次！”

　　治疗室里铺着垫子。穿着白色制服的治疗师，有的跪着，有的趴着，有的坐着，给孩子们做康复训练指导。孩子吵闹了，还要和家人用尽手段哄他们继续训练——看起来，这更像是一间早教课堂。

　　早上八点半，陈琛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上午，她要给5个孩子做康复训练，每个大约半个小时。孩子们的状态不稳定，有时会哭闹，不配合，要慢慢哄。如果孩子状态好，陈琛会放弃一些休息时间，陪孩子多训练一会儿。

　　“他们进步多一点，是我最开心的事。”陈琛说。

　　在宁波康复医院儿童康复科，最常见的不是医生和护士，而是治疗师。他们主要帮助孩子改善和恢复身体功能，尤其是肢体功能。

　　陈琛今年33岁，在这里工作十年。

　　“妈妈，你是做什么的？”

　　“妈妈是帮助小朋友练习走路的。”

　　面对自己6岁孩子的问题，陈琛这样回答。前几天，一个朋友这样形容她的工作：你们是孩子“眼睛的翻译器”。她很喜欢这个比喻。

　　康复训练是体力劳动。孩子年纪小，他们就需要趴着、跪着，才能完成训练。夏天裤子穿得薄，膝盖会跪出老茧来。她的同事们，颈椎、关节……都有职业病。陈琛的口袋里，总会放几张纸巾——因为很多孩子会控制不住流口水，经常流到训练师手上。她掏出纸巾，默默擦掉。

　　“我并不觉得脏，因为孩子们都是可爱的。”陈琛说。

　　有个女孩康复后，每年都会来医院过生日，请大家吃蛋糕。每年大年三十，女孩都会来医院，陪着陈琛下班，关上门，一起回家。这个女孩现在读小学四年级了，陈琛陪了她整整十年。从训练爬，坐，走路，一直到现在。

　　“我陪她走过了童年，看着她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去上学；她陪我走过了青春，从单身到结婚生子。”陈琛说。今年过年，她还继续等着那个女孩来陪她下班……

　　家长的坚持，在推动治疗的进步

　　整个科室，30名儿童康复治疗师，9人是男性。王晓锋是其中的一位，从业也快十年了。

　　他最想看到的是孩子们开心地进步，开心地融入社会，“每一次训练，我都希望他们是开心的，就像普通人开心地上学，开心地上班。”他特别强调了“开心”，“其实，康复训练不一定要在医院进行。有的孩子家离医院远，来回太折腾太累，不开心，训练效果并不好。”

　　王晓锋之前给成年人做康复，“孩子可塑性更强，因为纯真。”王晓锋说。因为这份工作，他对自家孩子的看法都改变了，“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差别很大，所以不要强迫孩子去学什么。要让他们开心地学习，不要过高地要求他们。”

　　王晓锋很多大学同学都已经转行，他自己也想过，“不考虑收入，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也是一项很伟大的事业。”

　　王晓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妈妈。那个孩子6岁，情况比较严重，平衡差，走不了路。6年来，一直都是这位妈妈带孩子来做康复。不管孩子表现怎么不好，她从不发脾气，一直对康复抱着最大的希望。对于这么严重的病情，孩子和他的家庭将要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

　　“康复是一种阶段性的评估，没办法精准地把控。”对此，妈妈显然是明白的，她对王晓锋说：“我还是希望孩子可以更好一点。” “那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吧。”王晓锋被那位妈妈感动了，“很多时候，正是家长们的坚持，在推动着康复治疗技术的进步。”

　　只想赚钱糊口，是做不好这行的

　　谢鸿翔说，对于康复治疗师这个职业，获得的更多是成就感、来自孩子的爱。“如果只想赚钱糊口，那是做不好的。”他说。

　　谢鸿翔是宁波市康复医院儿童康复科主任，也是中国康复医疗机构联盟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宁波市康复医院是宁波市残疾人联合会直属的公益性事业单位。2001年开始，医院设立儿童康复科。

　　谢鸿翔告诉钱报记者，前些年，科室里的治疗师流动性很大，因为儿童康复治疗师很辛苦，需要一对一训练，不像成年人康复，还可以借助机器。还有一个原因，做儿童康复，赚不到太多钱。最近几年，科室30人的团队逐渐稳定。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每年孩子们能进步多一点。一次，医院里选调一个岗位，有编制，动员报名，结果大家都没报名——这让他作为团队负责人，感到很自豪。

　　谢鸿翔是国内儿童康复领域的专家。他说，我国儿童康复起步较晚，近十年来飞速发展，治疗师不缺，但好的治疗师很缺。

　　一名优秀的儿童康复治疗师，应该是怎么样的？在他看来，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专业的康复知识；喜欢这份事业；对孩子天性的认知；和家长的沟通交流能力。

　　谢鸿翔说，宁波的脑瘫儿出生率约为千分之二，这个比例并不低。医院里的病床基本都是满的，要住进来，需排队预约。每天还有更多的患儿，来看门诊。

　　“其实脑瘫并不可怕，关键是正确科学的认知，以及及时干预，越早越好。”谢鸿翔说，康复的过程需要整个家庭参与，“要有信心，能坚持下去。”

　　这些孩子还有没有更好的归宿？

　　治疗师王晓锋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家里条件好的，怎么做？承担不起高昂康复费用的家庭又怎么办？毕竟孩子的一生是漫长的。能不能像扶贫一样，对这些孩子也实施“精准扶贫”？王晓锋希望，政府或相关机构能一起努力，比如设立专门的福利机构等，为有需要的孩子和家庭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