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村新貌，图为经过七一村的丰泽大道 （通讯员 马玉龙 王勇吉 摄影报道）

　　6月30日，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首任党支部书记、今年刚满100岁的吕银芬老人回到村子，迎接她的是4位老人，他们5人是七一村64年来的五任书记。后四任书记（后排左起为屠见标、刘淼铨、袁柏桥、周樟法）分别向吕银芬报告村里这些年来的喜人变化。

　　50年代修水库建果园的“劳模书记”

　　7月1日清晨，乡间道路上，几十名村里的党员佩戴党徽，精神饱满地朝村委会走去。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上午8时，七一村的主题党日活动开始：在鲜红的党旗下，全体党员庄严宣誓。之后是上党课、忆村史、看成效……

　　看着这一切，该村（当时叫合作社）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吕银芬，脸上挂满笑容。昨天是党的生日，也是吕银芬的100岁生日。

　　“我是1954年2月2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时整个黄泽镇就4名党员。”吕银芬环顾了一下四周，笑盈盈地补充说，“现在光我们七一村就有59名党员，真好。”

　　1955年，七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吕银芬担任党支部书记。“那时的黄泽江年年发大水，抗洪抢险是头等大事。”她回忆说，洪水与泥沙俱下，河床的高度不断升高，“我们修的大坝也是逐年增高，不然水就要灌进来。”

　　“我记得有好几次母亲带着我参加修水库、加固江堤等义务劳动。”吕银芬的女儿竺抗美回忆说，台风洪水来袭时，吕银芬总要穿上蓑衣、戴着斗笠奔赴一线，把五保户一一安顿好。

　　“作为包队干部，妈妈经常和村民吃住在一起，一蹲就是十天八天。妈妈实在是太忙了，她最多同时兼了镇里和村里7个职务。”竺抗美跟记者分享了一件事：她曾听别人说起，在她很小的时候，妈妈一忙起来，就长时间不回家，一“狠心”把女儿送人了。后因思念太甚，又把女儿抱回来。

　　“当年，多种经营是我主抓的另一件大事。”吕银芬说，她带领社员开辟果园、菜园，办过养殖场，还养过蚕，“那时的我，就一个念头——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回忆起当年的一幕幕，吕银芬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幸福。

　　新昌县档案馆馆藏的1957年新昌县委组织部（因行政区划调整，黄泽镇曾归新昌县管辖）分支部呈报核批表档案中，组织上对吕银芬工作表现的评价为“积极负责”。“因工作表现突出，我妈还入选了浙江省首届农业劳动模范。”竺抗美递过来一份1951年2月10的《浙江日报》，在该报头版刊登的表扬名单里，“吕银芬”的名字赫然在列。

　　60年代改土壤战粮荒的“讨饭书记”

　　1959年，吕银芬卸任，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了袁柏桥。

　　“银芬同志跟我讲了很多话，具体记不清了，但有一句我记得很清楚，她嘱咐我，一定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87岁的袁柏桥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介绍人就是吕银芬。

　　“柏桥同志的任务特别重，上任头一年就遭遇粮荒，上千社员吃饭成问题。”吕银芬笑笑说，“柏桥同志去借粮，事后得了个‘讨饭书记’的绰号，到现在村民都这样叫。”

　　袁柏桥也跟着笑，右手挠了挠脖子，又摸了摸脸，有点不好意思了。“隔壁几个大队我们都借了个遍，总共借到5万斤粮食，总算渡过难关了。”他说。

　　1960年，“七一大队”有了自己的种子场，“我们专门去外地取经，一方面请来专家改良土壤，一方面培育专业的农技员，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袁柏桥说。

　　“1962年后粮食就多了，我们办起了榨面厂和年糕厂，榨面和年糕还能卖钱。”袁柏桥说，他还发动社员搞副业，比如养蚕，用手拉车搞运输，在黄泽江上做船夫等，社员生活有所好转，集体经济也有了起色。

　　“你最了不起的还有一件事——带领社员进行农田园田化改造。”袁柏桥的“接班人”周樟法笑着说。“对对对，就是平整土地，田与田之间要造机耕路。那时大家一天到晚待在田畈里。”袁柏桥说，1975年卸任时，村里土地少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多出了500多亩”。

　　70年代整田地提效率的“管田书记”

　　与袁柏桥交接时的情形，周樟法直到如今还记得很清楚。

　　“那天一大早，他就在去办公地的必经路口等着我，塞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农田园田化改造，对老百姓有好处，要继续搞下去。’”周樟法记得，袁柏桥说完话，在他肩膀上重重地拍了几下，“我知道，‘讨饭书记’是在告诉我，担子很重，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果然，上任没多久，周樟法就碰到了“钉子”。在实施园田化改造过程中，他注意到，17个生产队之间经常会因“放水”发生纠纷。“一些‘水汪田’积水太多，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这时就要在旁边的田挖沟排水，结果管这块田的生产队就不乐意了。”他说。

　　放任不管？不行！“我其实想到了解决办法，但不能凭我一人说了算。”周樟法说这话时表情严肃。

　　有人提议开会，大家一起讨论。“可以，马上召集社员代表。”很快，17个生产队的社员代表都来了。“那次讨论气氛非常好，我先讲了我的思路，然后大家提建议。”周樟法回忆说。

　　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将原来分散的农田进行整合，再统一安排给各生产队。“这样一来，农田就被统一管理起来，17个生产队真正成了一家人，大家有劲往一处使，效果非常好。”他说。

　　“多找门路，这也是第二任书记交代我的。”周樟法说，大队接着办起了五金厂、教具厂等，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头几年形势很不错，差不多一年能赚1万元左右。”周樟法说，他们用这些钱购买了电线，将电网铺进农田，又买了几台电动打稻机，“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此外，还发动社员组建戏剧班，“一方面带队到外地演出，增加社员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培育挖掘一批越剧基础比较好的年轻社员，送他们到其他剧团学习，让他们出人头地。”他说，1981年，大队里就有40多名社员被台州、温岭等地的剧团招走。“我本来还打算建店面房的，没来得及，好在下一任书记替我完成了。”周樟法笑着说。

　　80年代强经济富村民的“致富书记”

　　1983年，屠见标成了第四任党支部书记。“我福气比较好，前任书记都帮我打好基础了。”屠见标转头看了看周樟法，笑了。这一看，倒把周樟法搞得难为情了，他连连摇头：“没有没有，是你能力强，不然大家也不会选你做书记。”

　　见他“不认账”，屠见标以事实说话。“我绝对没讲虚话，5间店面房是你交代我建的吧？”屠见标说，上任那天，周樟法把建店面房的规划图交到他手中，嘱咐他务必将店面房建成。“有这回事吧？”这下轮到周樟法笑了，他没说话，点点头。

　　只用了一年多，屠见标就带领村民把5间店面房建成了。

　　“应该说，从见标这一任起，村集体经济有了明显增长。”袁柏桥插话了。他说，与周边的几个村，尤其是跟光明村比，七一村的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经济发展壮大，见标功不可没。”袁柏桥说。

　　“光明村那时是镇里的‘头牌’，村办企业办得好，集体收入全镇数一数二。”屠见标接过话茬，说那时他就暗下决心，要让七一村赶超光明村。

　　不服气归不服气，关键是怎么赶超？“光明村企业办得好，我们也办，办年糕厂，办云母厂。头几年确实赚到钱了，一家年糕厂一年可为村里赚进大概2万元。”屠见标说，即使这样，村里的收入还是没法和光明村比。

　　此路行不通，那就换一条路。“活了！”屠见标说这话时，语调不觉提高了几度，眼睛里显出一丝光亮。“那时镇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菜场，露天卖菜，摊贩不方便，买菜的人也不方便。”他说，刚好村里有个晒谷场，具备建菜场的条件。

　　1985年，一个拥有近百个摊位的菜场建成，“头一年就收到租金约5万元，全村60%的村民依靠农贸市场致了富。”屠见标乐呵呵地说。

　　90年代能干事办成事的“毛佬书记”

　　“我干了10年村书记，说实话，没干够，很多事还没做完。相比之下，‘毛佬’（该村村民给第五任书记刘淼铨起的绰号）这家伙太能干了。”对于屠见标的“恭维”，刘淼铨却不“领情”，他回答得很大声：“什么话？！没这回事！”

　　眼前的“毛佬”，留着两撇大胡子，讲话中气十足。“叫他‘毛佬’，一是因为他留了个性胡子，二是你看他咋咋呼呼的，跟人说话像吵架，个性毛。”七一村会计徐锡苗解释说，“刘书记没读过书，连名字都写不端正，看看是粗人，其实做事特别有魄力。”徐锡苗揭了书记的底。

　　屠见标卸任时，曾交代刘淼铨把他未干完的事——硬化村内道路、扩建店面房，做完做好。他一口应承下来，第二年全村道路实现硬化。2010年，新建14个店面房，如今每年可收房租约50万元。

　　农贸市场的摊位逐年增加，现在已拥有约180个摊位，一年的摊位费达50多万元。“去年，我们村集体收入达到102万元。”刘淼铨自豪地说。

　　卖菜的摊贩说，原先的农贸市场太旧了，基础设施也跟不上时代了，最好换个新的市场。这话，刘淼铨听进去了，马上召开村务会议。经村民表决，建新农贸市场的钱一部分来自村民（以村民入股形式吸纳资金），剩余部分由村里解决。“建市场要4000万元，书记一开口，没多久钱就凑齐了，可想而知，村民是有多信任刘书记。”徐锡苗说。

　　“从1993年起，‘毛佬’一直担任村书记，为什么？就因为他说话算数！”屠见标还记得刘淼铨30多年前的模样：精明能干，尤其是动手能力强。“当年办年糕厂，试验了很长时间都搞不起来，‘毛佬’说他来帮忙，还真被他搞成了。”屠见标说，1985年，刘淼铨主动要求进步，很自然地，屠见标成了他入党的主要介绍人。

　　数据显示，去年，七一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38万元，比嵊州全市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多了4000元。2010年起，村里每年为全体村民交“农保”，2018年这笔支出达80万元。

　　“我没文化，但道理我懂。包括我在内的七一村五任书记个个说话算数，要为老百姓办实事。”说这话时，刘淼铨又提高了语调。

　　评论

　　坚守最朴实的初心

　　栗爱平

　　“一定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七一村首任村支书吕银芬的这句嘱咐，好比一道掷地有声的“命令”，在七一村几任村支书之间代代相传，贯穿了他们一心一意带领全村人谋发展谋幸福的历史。这道“命令”是无形的，它没有写在纸上，却刻在每一任村支书的心里。它是基层党员干部最朴实的初心、最真实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在吕银芬带头的七一村五任村支书的心里，“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就是他们的初心。64年来，他们一任接着一任干，薪火相传，不仅在自己任内为老百姓办实事，卸任时想着的也还是村里的老百姓。每一任的嘱托，都事关村庄的发展。交代的每一件事情，都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仿佛达成了一种默契，在时代风雨中顽强坚守。正如现任党总支书记刘淼铨总结的：“包括我在内的七一村五任书记个个说话算数，要为老百姓办实事。”

　　是的，“为老百姓办事”，就是他们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具体行动。第一任村支书吕银芬上任时，“黄泽江年年发大水，抗洪抢险是头等大事”，于是她带领社员筑大坝、修水库。大坝逐年增高，水患逐年减小，她又带领社员搞果园、菜园，办养殖场、养蚕，心心念念想着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甚至因工作太忙曾把女儿送人。第二任村支书袁柏桥上任后，碰到粮荒，千余社员饿肚子，他硬着头皮四处借粮，被称为“讨饭书记”。度过饥荒后，他带领大队队员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提高了粮食产量，还办起了榨面厂和年糕厂。第三任村支书周樟法继续农田园田化改造，农田实施统一管理，还办起五金厂、教具厂等，使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第四任村支书屠见标把前任留下的店面房规划建设图纸化为现实，还办起了农贸市场，让村里60%的村民靠着农贸市场发家致富。第五任村党总支书记刘淼铨上任第二年，就完成了前任交代给他的未尽的事业——硬化村内道路，还扩建了店面房，兴建了新的农贸市场。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村里为全体村民买了“农保”，每年还给60岁以上村民发养老福利……五任村支书的“实事簿”，记录着七一村的发展史，他们用行动赢得了村民的爱戴。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七一村五任村支书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深深地扎根在泥土里，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生动地书写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坚守最朴实的初心，担起最真实的使命，他们的精神也因此而接力相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七一村五任村支书“守初心、担使命”的行动，很好地诠释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忠诚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