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春雨又清明，杜鹃似血杏如雪。千家万户忙祭祖，坟前无泪心悲切。

　　每逢清明节总要回绍兴给父母上坟，肃立墓前，儿时的日子恍若昨天，然而阴阳相隔，总是只剩回忆了。

　　我母亲出生于绍兴一个普通农家，排行老小，就叫“茅阿小”。那时女孩要缠足，不能上学，母亲18岁时经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嫁给我的父亲，共育有七个子女，我是老幺。母亲生我时已44岁，她不大愿意讲自己苦难的过去，我是从姐姐那儿知道了母亲的一些往事。母亲12岁时染上“红眼病”，因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竟未能治好，视力受到严重损害，在我幼年时母亲就基本失明了，能在熟悉的家中走动，摸索着做家务，但很难出门。

　　因我家贫穷，无钱购买商店的成衣和鞋袜，故我少年时的衣服和布鞋，靠着母亲用双手摸索着一针一线艰难缝制，我则帮她把线穿进针眼。

　　母亲虽不识字，但在子女的培养教育上，她却十分明智而有主见。她认为读书很重要，尽管家境困难，还是省吃俭用供子女上学，我的三个兄长都读过一两年书，为以后的独立谋生打下了基础。我上了初中，算是全家的最高学历了。

　　母亲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却努力让子女们外出闯荡拼博，去寻觅另一种生活方式。全家七个子女中有四个远离老家去谋生计，这在绍兴农村并不多见。

　　1960年冬季我10岁时得了麻疹，感染发烧，进入昏睡状态。三天三夜，是母亲一直抱着我和衣躺在被窝中，喂我一些开水和稀饭，用毛巾给我擦手抹脸，凭感觉知道我还活着，始终没有放弃。全家人以为我可能活不了了，我竟在母亲不离不弃的顽强坚持中醒了过来，逐渐康复。

　　我们上学时并无家长会和家校联系本之类，也很少有家长问小孩“作业做好没有”“考试得了几分”。母亲晓得我读书成绩不错，对我基本是粗放式管理，经常说的就是“书要读得好才会出山”。正是这种鼓励和信任，使我从少年逐步养成了自信自尊自立的性格和爱看书的习惯，受益终生。

　　在我13岁考进柯桥中学时，学校报到要缴5元钱的学费和书杂费，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母亲二话不说，从箱底找出了一对珍藏几十年的陪嫁玉手镯，以6元钱卖给了收古玩字画的小贩，给我缴费。可是在母亲在世时，我却未能给她老人家重买一对玉镯。

　　1970年冬，我应征入伍当了工程兵。自此我与母亲分隔两地，想不到以后母子相聚的日子竟是以日计算了。

　　那时，年轻军人很少去想家事私事，不懂父母长辈对身处战场的孩子是何等惦念和担心，总要一两个月才写封信报个平安。后来才知道，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总要叫三哥把我每次写去的信读了又读，实在是愧对母亲，但悔之晚矣！

　　1974年6月初，我突然连接两个电报，获悉母亲突患脑溢血，经抢救后双腿已瘫痪，要我尽快回去探望。但当时部队里要安排探亲的老兵很多，直到7月中旬，连队首长才批准我回乡探亲。我在归心似箭中熬过了三天两夜的辗转行程，一进家门直奔上楼梯，一边喊着“姆妈我回来了”，一边把母亲从床上扶了起来。母亲紧紧地抱住我，然后用颤抖的双手慢慢抚摸着我这个已五年不见的小儿子，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1975年9月，我是全连所剩不多的几位老兵之一，我再次从四川回到绍兴老家，探望病中的老母，但没想到这次母子重逄竟成了永别。

　　我回家后感到母亲思维还算清楚，但四肢肌肉已萎缩，胃口很小，身体明显衰弱了。一天凌晨，母亲安祥地闭上双眼，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六十有九。

　　转眼间，母亲去世已46年，我退役后虽每年都回去上坟，但父母在艰难困苦中把我拉扯长大的养育之恩，又岂是上坟祭拜就能回报的。今日又逢清明，我也仅仅只能以一篇短文，缅怀和纪念辛劳一生的父母亲。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衷心地希望父母亲还健在的朋友，一定要慈亲尽孝，厚养薄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