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文史专家、一代硕儒丁伋先生于2018年2月12日11时57分谢世，享年90岁。

　　丁伋先生是台州文史学界承上启下的重要之人。多年来，他在清贫的生活中，专注学术，通学博研，不但“博学有识”，对台州乃至全省全国的文史研究屡有建树，同时也影响和指导了无数后学晚辈，以一己之力为台州的学术研究做出了足留史籍的贡献。

　　在台州，要论文史的功底，要论在台州地方史方面的学识，恐怕没有人可与丁伋先生相比的了。特别是他在台州地方文献方面所做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更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长期以来，丁伋先生一直默默躬耕于文史领域，从未中辍。若用丁伋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所做的是“聚沙成塔”的事业，因此，他把自己累积的文稿名之为《堆沙集》。由于他与外界的接触不多，故虽学富五车，却罕为人知。

　　一

　　丁伋先生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就结识了台州近代著名学者项士元先生。从那时起，直至1983年进入临海市博物馆工作的岁月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博览群书，阅读了大量的古今文史书籍，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人物等。在他的笔记和记忆的资料中，有全国的、浙江的，更多的是台州的。由于他的记忆力极强，能随时回答别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久而久之，人们便尊称他为“活字典”。

　　但是，丁伋先生在钻研问题和做文章时，却独辟蹊径。他曾说：在文史研究上，我喜欢研究别人不想和不曾研究的问题。这种风格，几十年来一以贯之。

　　比如，方国珍是否建国称王的问题。相关的原史资料在方失败后已毁灭殆尽，正史又没有记载。对此，丁伋先生则从临海民间的“筑起望天台，先死秦鸣雷”的顺口溜开始考证，接着，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寻找方国珍称王的依据。后来，他撰写了《方国珍有否建国称王？》一文，肯定了方国珍称王的事实。接着，丁伋先生根据新发现的有关史料，又撰写成《方国珍建国称王再证》一文。

　　又如明代王士琦出国抗倭一事。史志对此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后来，丁伋先生从王氏后裔精藏的嘉庆《章安王氏宗谱》中，发现了不少有关王士琦援朝的史料；尤其珍贵的是，他找到了朝鲜国王李昖、议政府左议政李德馨致王士琦的函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以此为基础，结合朝日战争的历史事实，丁伋先生写成了《王士琦抗倭援朝功绩考述》一文，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王士琦在这一场抗倭援朝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受各方人士的关注和好评。

　　还有台州传奇式人物金满。在台州，《金满打铜坑》《金满闹台州》一类的民间故事流传甚广，但是，历史的、真实的金满人们知之甚少，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丁伋先生翻阅了大量资料，作了多方考证，终于写出《金满事迹系年》一文，为人们研究金满、了解金满提供了一份翔实的史料。

　　对于台州海上经济交往问题，过去记载的资料少得可怜，也很少有人去研究它，但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经过长期积累，丁伋先生从政治、宗教、文学等文献夹缝中不断猎取资料，加以考证、整理，先后撰写了《新罗坊与通远坊》《章安和松门市舶务》《台州与日本》《琉球与台州》《台州与东南亚》《台州古代的外贸商人》等文章，为我们了解古代台州海上交通往来提供了很好的途径，也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方志，是以地域为单位，记载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自然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内容极为丰富。历朝历代的大多数行政长官，每到新地方上任，其第一件事就是调阅当地有关志书，以了解和熟悉当地的地情、民情。

　　从二十世纪80年代起，全国各地开始重视研究古志和编修新志，台州也不例外。那么，台州的方志演绎状况如何呢？这是整个台州方志界都翘首以盼的大工程。不了解旧志，也就不可能编好新志。为使台州的方志编写工作有序展开，丁伋先生整整花费了半年多时间，对台州历代的志书，进行了勾稽、研究和考证，终于写就4万余字的《台州方志述略》（台州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临海市博物馆1987年内部编印），从而填补了台州方志发展史的空白。

　　为写好《台州方志述略》一书，丁伋先生根据自己积累的史料，首先翻阅和研读台州府及台州各县尚存的24种志书，其中台州府及临海县8种、黄岩县3种、温岭县3种、仙居县3种、天台县4种、宁海县3种；同时，还查阅了其他几十种书籍。他从中得出，台州方志起源甚早（《临海水土异物志》约作于公元264年至280年之间），种目繁多，仅府、县志即有70部左右，加上村镇志、山水志、寺祠志等，总数达150多部。其次，精心谋篇。对台州方志的发展状况，丁伋先生将它划为四个历史时期，即雏形期（汉至南北朝）、发展期（隋唐至两宋）、衍变期（元至明）、定型期（清以后）。接着，以历史时期为主线，将全书内容分为九大部分进行撰写，对在台州历史上出现过的府、县志，都进行较为翔实地考证和评述。其三，做好补注。为方便读者阅读和查找，丁伋先生在完成《台州方志述略》书稿后，对在本书中出现的65部志书的存佚情况逐一作了考证、注释，附在书后面。可以说，《台州方志述略》一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完成了《台州方志述略》一书以后，正逢临海市博物馆购进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现尚存七百九十七卷）。丁伋先生知道《永乐大典》内容极为广泛，史料十分丰富，便又不顾年老体弱，花了三个月时间，进行全面翻阅。他由此发现了六种永乐前台州旧志的遗文，也清理了几种台州旧志的著述源流和纂修时代，同时在详校中发现了一些大典采录群书的体例和在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丁伋先生又撰写成《<永乐大典>中台州旧志资料的辑录与校注》一文，1.6万多字。这篇文章为台州方志发展史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

　　“台州著名文史专家、临海市博物馆丁伋先生，不顾年迈古稀且患眼疾，欣然出山担任本书审校，与我们一起熬过许许多多个不眠之夜，为提高校注质量付出辛勤的劳动。”

　　这段不寻常的赞语，录于1997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县古志三种》一书的“后记”。该书收明《嘉靖太平县志》、清《嘉庆太平县志》《光绪太平县志》，是记载温岭历史的宝贵的地方文献。全书近115万字。丁伋先生肩负重任，协助全书审校，为这部文献的出版付出了非同一般的艰辛与汗水。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丁伋先生悉心研究台州地方文献，并十分关心各县（市）古籍整理工作。明代温岭籍文史学家谢铎诗文集点校本《谢铎集》出版后，丁伋先生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书中文字、标点、校勘均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于是，他抱着对地方文献高度负责的态度，用时两个多月，作校读札记438条，订正错误600余处，约3万字。温岭市地方志办公室同样抱着对文献负责的态度，专门将丁伋先生近3万字的《中华本<谢铎集>点校商榷》一文及丁伋先生校读期间所写的部分信件汇集在一起，作为《谢铎集》校读专辑，以《温岭市志通讯》（总27期）的形式予以发表，引起多方关注。

　　近年来，丁伋先生还花了大量时间为民国《临海县志》《海门镇志》《巾子山志》《台州墓志集录》《临海墓志集录》的出版，担任整理点校工作。同时，还整理、撰写了《台州所见太平天国资料目录》《临海博物馆馆藏宗谱目录》《项士元先生著作目录》《民国时期台州地区报刊出版概况》《台州地方文献目录》《王士性研究资料集》等。另外，他还关注《临海市交通志》《临海市军事志》《历史文化古镇·无核蜜橘之乡——涌泉》《历史文化名镇——张家渡》等书籍的出版，对这几本书稿的古代部分的《大事记》和《人物》，都作了详细的修改和补充。

　　民国《临海县志》，是临海历史上最后一部刊印行世的旧志，全书95万多字。丁伋先生认为这本志“最大优点是，舆图、疆域、物产都能作出较准确的记述，应该说总体上还是相当好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此志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丁伋先生对全书又进行了校勘一遍。他在“点校说明”中说，“校勘的精力主要是对其资料来源进行力所能及的追本寻源和爬梳校理”，“在处理手法上，凡明显的错字脱字可以意会者径予改补，均不出校。若史实有误，引文脱讹，误解资料等等，均为校注。校勘力求采用第一手资料，亦有无法得见者，则据全文文意判断改正，并在校勘记中注明‘以意改’”。

　　这段话，实际上也是丁伋先生对古籍资料校勘的经验总结。略懂一些校勘知识的读者，都会感到丁伋先生对古籍整理的态度是何等真诚与严谨呀！

　　四

　　台州古代的戏曲，从考古资料看，应孕育于东汉、三国和两晋时期。但是，文字史料却很少。

　　丁伋先生生前喜欢看戏，研究过台州戏曲史。他认为台州戏曲史是台州文化的组成部分，手头史料少，可以进一步挖掘。于是，他把寻找台州戏曲史料的眼光，转到为外界未知或少见的有关志书、宗谱，以至墓志铭上，广泛搜寻。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将自己搜集的戏曲资料，撰写成《古剧名义解》《戏史见微录》《台州戏曲史话》（刊在《<台州地区志>志余辑要》）、《台州戏曲史料》（第一辑）等，共约5万字，不但内容丰富，且涉及面广。在《台州戏曲史话》中，他论证了台州也是宋元南戏的故乡，及南宋时台州戏剧演出活动的盛况。《台州戏曲史料》则搜列了清代七位作家和七部剧目，记述了21件戏曲史事。丁伋先生还从清末临海人王克恭写的《瓜谱》中，注意到瓜戏起源亦在南宋，整个内容包括种瓜、护瓜、收瓜全过程，使儿童在吃瓜、玩耍之中，获得种瓜知识，并体会到瓜果来之不易。

　　总之，丁伋先生收集的台州戏曲史料，是原汁原味的、难能可贵的，对于研究台州戏曲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总之，丁伋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质而言之，盖可用“博学有识”四字概括。

　　史海无涯苦作舟。或许，丁伋先生觉得累了，倦了，他搁下手中的笔，悄悄地离我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