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州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百年印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全市博物馆馆藏红色特展”中，一件藏品被放置在展厅的角落，并不起眼——这是一枚“中国浙南红军十三军游击队”的木质印章。同在这块区域展出的还有一些文字资料，如《红十三军战斗在浙南》《红十三军第一团战斗在浙南》《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以及刊登了红十三军事迹的《解放军报》。

　　印章和资料的拥有者是仙居人项青峰，这位曾经的媒体人在仙居电视台“跑”时政新闻多年，收藏红十三军相关文物的故事还要从他的工作说起。

　　作为中共仙居县委旧址所在地的上张乡姚岸村，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和资源，乡政府想在原有中共仙居县委旧址纪念馆周边扩建新的红色场馆，便委托项青峰和他的团队对在建展馆的内部陈设进行设计。项青峰原本就对仙居地域文化非常感兴趣，这个任务让他一头扎进仙居红色党史的研究中去，他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仙居的红色遗存，尤其是红十三军在仙居的这段历史。

　　那枚印章便是他的珍藏。“我那时寻找红十三军相关文物有一段时间，这枚印章是我无意间看到的，卖家也是从北京一家古玩店收来的。”

　　拿到印章，项青峰和自己手上有的资料进行对比考证。在一本1988年出版，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同编撰的《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中国浙南红军十三军游击队’印章（原印木质3.3厘米*3.3厘米）”，和他手上这枚木头印章的特征不吻合。2021年4月下旬，项青峰带着印章来到浙江省博物馆，找专家进行鉴定，“浙江省博物馆内藏有红十三军游击队的石头印章，与我这枚的风格字迹都如出一辙”。据了解，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浙南红军十三军游击队”石头印章，是天台农民上交给博物馆的，背后有一段游击队撤退时交付印章的故事。

　　“毕竟缺乏佐证材料，专家认为确定木质印章真伪存在困难，但是作为地方博物馆陈列展品是可以的。”项青峰还在寻找更多资料和专业评估去佐证木质印章的真实性。不过，它现在正在承担着一个重要的“使命”——被安静地摆放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小小的印章，将带着参观者重回红十三军在浙南悲壮又豪迈的战斗岁月，重温那段由血与火交织的红色故事。

　　二

　　仙居山地奇多，遍布崇山密林，一条永安溪贯流全境，是开展革命游击的好地方。

　　在红十三军成立之前，仙居境内由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已多达10支，尹成明、陈家谋、曹老七、曹金库、金小奶弟、杨岩溪、张小武、朱福真、杨通海等人领导的队伍形成了仙居对抗反动派和封建势力的有生力量。

　　1930年3月9日，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成立，成立地遗址在金竹黄皮寺（时属仙居，今属永嘉）。4月3日，中共中央授予浙南红军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番号。5月9日，红十三军正式成立，仙居游击队编入红十三军，成为红十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在独湖村召开了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指定金永洪为仙居游击队队长。

　　但红十三军（包括之前的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却将攻打重点城镇作为自己的目标。1930年3月至10月期间，红军攻打了处州、缙云县城、乌岩镇等多地，这些行动暴露了红军的力量，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恐慌。于是，国民党调遣军事力量对浙南区域的红军进行全面围剿。为了保存力量，仙居县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之间不得不中断联系，采用各自为战，化整为零的战略战术。

　　面对敌人的围攻堵截和步步紧逼，红军战士们始终坚持斗争。1931年7月，雷高升奉中央军委命令在浙南重组革命武装，并启用“中国浙南红军十三军游击队”的番号。队伍迅速增加到300人，战士们还向群众宣讲革命形势，激起他们高昂的革命意识。革命之火重燃，敌我之间又开始了激烈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

　　直到1932年5月，异常惨烈的“岩头事件”发生了。“岩头事件”标志着红十三军斗争的失败，但是仙居军民奋勇战斗、抵抗强敌的斗争一直没有结束。

　　1932年7月初，与党中央直接联系的楼其团、李济邦来到独湖村，指示并鼓励金永洪部要顽强斗争。10月，仙居游击队归属永康中心县委领导，并停止使用红十三军番号。然而金永洪率领仙居籍队员50多人，仍在六都坑和万竹王地区坚持斗争。游击队在金永洪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了一年之久，直至最后一人。

　　三

　　1933年9月10日，金永洪被荷枪实弹的浙保五团匪兵押解到皤滩镇的荒郊上，他的口中高喊着：“杀我不要紧，共产党杀不尽……”视死如归，英勇就义。

　　在项青峰收集的复印版1933年出版的第一期《浙江保卫月刊》中，还印有“匪首金元洪即缺嘴红在仙居游街示众”“枪决后之金元洪”的影像。（金元洪即金永洪，此处为文中作者笔误）年轻时，金永洪的嘴角被不慎走火的枪射穿，从此便有了个“缺嘴”的特征，这两张照片便是金永洪生命中最后时刻的画面。

　　书上印着的照片有些模糊，然而穿透薄薄的纸页，我们仿佛依旧能够感受到他那冷峻坚毅的目光，那份无畏生死，为了革命和理想而献身的勇气。

　　“金永洪是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位烈士。”项青峰感慨道，“在血腥的‘岩头山事件’发生前夕，雷高升等人被困深山艰难斗争，在敌人的诱骗下，雷高升决定下山作权宜之计，并向金永洪去信希望一道下山。然而金永洪并不相信国民党给出的条件，决心坚持斗争。”就在金永洪做出抉择过后没几天，岩头山就出事了。金永洪藏起悲痛，怀抱党和红军必胜的信念，在1932年8月至1933年1月，利用人地两熟的特长，亲率所部发起多次袭击，让敌人终日提心吊胆。

　　仙居群山环绕，道阻且难，苍山碧水滋养了仙居人质朴敦厚、尚武轻死的如山般的“硬气”。为了生存和发展，仙居人自古以来便形成了勇于斗争、刚强不阿的性格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更是以“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力量不断鼓舞着人民大众，坚韧而执着，为国家、为人民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除了金永洪，还有张小武、曹金库、曹润友、陈云歧等，他们的名字都留在了这片古老又充满热血的土地之上。

　　1930年，张小武带领佃农闹革命，组建了一支三四十人的农民武装。在成立浙南游击总指挥部时，张小武领导的武装编入雷高升支队。1932年5月，红十三军成立，张小武队伍归属金永洪的部队，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挫败敌人进攻，保卫了游击根据地。1933年1月15日晚上，张小武召集部分骨干商讨斗争策略，被浙保第五团机枪连包围，在突围失败后被捕。张小武誓死不说出红军战士的下落，从容就义。

　　在红十三军成立之时，曹金库便积极发动赤卫队员和农民参军，还将自己唯一的孩子——继子曹士英动员起来参加红十三军仙居游击队（后牺牲），他自己也亲自参加红十三军攻克缙云县城和消灭安仁反动民团的战斗。1930年9月8日，曹金库被推举为中央仙居县委的负责人。1935年2月5日，浙保五团包围曹金库的住宅，曹金库寡不敌众不幸被捕，敌人的威胁逼供没有吓到他，为了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曹金库英勇牺牲。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眼前，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曹金库在1934年除夕回乡时对堂兄说过的话。他和无数牺牲的英烈一样没有等到最终的曙光，但他们的牺牲为千千万万的仙居人民迎来了曙光。

　　遥望仙居重重山峰耸立，宛如这些英烈挺起的脊梁，历史川流不息，他们的精神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