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9月5日讯（浙江在线特约撰稿 吕淼）1996年以来，温州经济总量连续20年排名全省第三，仅次于杭州和宁波，处于省内第一梯队。不过2004年后，温州地位在“铁三角”格局中有所弱化。

　　当然，经济增长回落并非温州城市发展的全部，我们通过综合发展指数测评找出了温州需谨慎对待的三大短板，提出建设“三座城市”的发展愿景，积极实现温州创新增长和美好生活的平衡点，着力提升温州在“铁三角”格局中的城市新魅力。

　　标兵渐远追兵渐进

　　站在历史的角度比较分析看，2004年或可作为一个较为明显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温州经济地位上升较为快速，省内各地市也处于相对均衡发展状态。然而，2004年后温州与杭州、宁波的差距日益扩大，与绍兴的距离不断缩小。2016年，温州GDP和杭州、宁波的差距分别从2004年的1154.3亿元、720.5亿元扩大至6005.1亿元和3495.7亿元，与绍兴的差距2012年一度缩小至30亿元。

　　GDP数据虽受较多垢病，但仍不失为可衡量城市经济实力的尺度，温州“标兵渐远、追兵渐进”的现象须引起警示。

　　1978-2016年全省部分城市GDP增长情况温州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放缓，最大问题是转型滞后。无论是“三十年如一日”的温州工业结构，还是不断弱化的微观经济，亦或是遭受质疑的温州精神，无不极大地动摇和影响了温州在全省的“铁三角”地位。

　　为了科学客观地研判温州与标兵追兵之间的综合发展差距，我们构建了温州标兵与追兵6城市的城市综合发展指数。特入选服务业贡献率、小微企业发展水平、两化融合发展水平、“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房价收入比、企业税收比、土地开发指数等新指标，旨在找出新常态下温州与标兵及追兵城市比较中的长短板。

　　温州与标兵追兵综合发展指数比较 / 涌金楼制图数据表明，温州城市综合发展指数总得分为14.28，分别落后于杭州和宁波4.05和0.85，与标兵杭州的差距相对较大。同时，温州分别领先于追兵城市嘉兴、绍兴和台州0.42、0.53和1.13，与追兵之间的差距较小。

　　从一级指标来看，温州在创新驱动度（3.77）、开放融合度（3.24）这两个领域排名较靠后，分列第5和第4。从二级指标来看，温州需直面战略新兴产业成长度、制造业竞争力、企业成长能力、小微企业发展水平、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房价收入比、政府效率等7项主要指标排名位次相对落后的事实。

　　从这些短板领域和落后指标分析看，反映了温州三个方面转型的滞缓和不足，一是知识化转型，二是法治化转型，三是社会转型，其具象可表现为 “创新增长供给不足”、“温州精神活力不足”和“社会诉求欲求不足”三大短板。

　　找准短板有的放矢

　　短板一：创新增长供给不足，难以契合当前产业发展需求。

　　温州创新驱动力弱化，根本原因就是温州难以适应当前产业布局变化。进入互联网社会，工业生产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空间距离对制造业布局的限制大大削弱，削弱了温州的产业集群优势，劳动力质量、互联网的发展水平、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成为更为关键的因素。易于接近创新源的核心城市，容易形成新的集聚和虹吸效应，而依靠低要素成本形成规模效应的开发区、专业市场等必然走向没落。进一步分析温州创新增长不足的原因，或有以下几点可能。

　　➦草根企业家知识提升和代际更替缓慢。

　　从浙江省成长性最快百强企业名单来看，2016杭州、宁波分别有24家、27家企业入选，而温州仅9家入选。当前多达七八成的企二代不愿接班，职业经理人等新企业管理人还有待培养，温州的主导行业多数仍由第一代企业家主导着。

　　面对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却往往受制于知识背景和价值理念的约束，企业技改不过是简单设备更新，在研发设计、智能制造及大数据应用环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16年温州两化融合指数为79.37，居全省第4，分别比杭州、宁波、嘉兴低13.70、6.47和0.44，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约为全省平均的60-70%。

　　➦劳动力结构难以调整优化。

　　温州当地人口结构难以摆脱中低层次化，一方面，温州教育水平远低于全省水平，高考重点上线率仅为9%，远低于杭州、宁波的20%以上。2016年温州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仅为杭州的17.9%和宁波的42.8%。

　　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口知识水平较低，高达45.5%的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占比88.1%，比全省高3个多百分点。温州低层次产业与庞大的蓝领人口相结合，长期扼制当地消费需求增长，国际学校、知名专科医院等中高端生活性服务业难以较快发展，更使得专业型人才难以留住。

　　➦新技术、新产业等高端要素尚未形成集聚趋势。

　　劳动力素质直接影响生产技术，而低端低成本劳动力和传统技术结构又间接影响了资本投入，导致要素结构仍以劳动为主体，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新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016年温州战略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为9%，与嘉兴的37.2%、绍兴的32.8%及杭州的27.2%相差甚远。

　　短板二：温州精神活力不足，难以契合当前创新发展需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杭宁地区前有宗庆后、鲁冠球、李如成，后有马云、丁磊，及一大批新生代 “新四军（浙大系、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 ，而以吃苦、冒险、创新、合作为本质的温州精神却在个人生活水平提升和区域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渐渐失去原有活力，原本是温州优势的民营企业，现已落后于杭州、宁波和台州。“三种精神”的减弱或可解释这一问题。

　　➦“冒险精神”逐渐式微。

　　曾经“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催生了开创中国航空业私人经营先河的王均瑶、巨资办大学的周星增、承包油田的王蓉森等等一批知名温商。岁月荏苒，据浙江省企业联合会、浙江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公布的省内百强企业名单测算，温州企业家平均年龄约51岁，恰如民谚“人过四十万事休”，当初创业时义无反顾，现在则不由自主地思前想后，加上国内产权保护、税负减免等机制建立实属缓慢，温州人的冒险精神在生活富足后开始减弱。

　　一个佐证是，2005年温州市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均为全国的1.6倍，2016年仅分别为全国的1.2和1.5倍。同年，温州每万人新增市场主体数为杭州的88.4%和宁波的97.0%。

　　➦“创新精神”逐渐减弱。

　　全省多数地区产业结构从传统走向现代，温州发展相对滞后，民营企业仍对传统产业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不愿冒险去发展新兴产业和研发新产品，2016年温州电气、鞋服、汽摩配、泵阀等传统产业增加值仍占规上比重为49.3%，虽比2004年占比下降3.6个百分点，但与杭州、宁波相比占比仍较高。以杭州为例，2016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46.0%，高出温州6.7个百分点。

　　➦“吃苦精神”逐渐淡化。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在市场经济和体制创新等领域创造了多个温州独特样本，成为全国和世界区域经济崛起的典范。但这10多年来，温州吃苦精神逐渐弱化，相较于苦苦经营实业，更多的温州人愿意赚热钱。

　　调研中部门反映有一半左右的民间投资用于房地产项目。根据浙江省百强企业规模测算，杭州百强企业的平均规模增长远远快于温州，两者差距从2010年的56亿元扩大至2016年的168亿元。

浙江百强企业中杭州与温州平均规模

　　短板三：社会诉求欲求不足，难以契合当前转型发展需求。

　　2016年温州市区常住人口超过300万人，城市化率已达到69%，非常接近发达国家75%-85%的城市化率水平。然而从城市化发展质量来看，温州的半城市化现象比较明显，需要尽快转向规模与内涵并进突破的城市化道路。

　　➦一是收入增长趋缓与差距日渐扩大并存。

　　一方面，温州居民消费难以有力拉动GDP增长。2016年温州城乡居民收入仅位于全省中游水平，排名低于杭州、宁波、嘉兴、绍兴和舟山。从2015起，居民收入增速放缓，2015-2016年温州居民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6%，比GDP增速低0.8个百分点左右。

　　另一方面，温州收入差距扩大或将造成阶层固化这一问题。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和工薪阶层及普通农民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温州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家庭总收入为最低收入户的7倍以上，其中经营性收入差距为8倍左右，这一收入差距意味着富者更富，贫者更贫。

　　此外，2016年温州房价收入比在全省排名中仅次于杭州，这意味着有一大批外来人口及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安居，对于温州的引智工作和城市化进程具有较大影响。

　　➦二是行政效率偏低与社会服务短缺并存。

　　一方面，温州政府有待继续深化“放管服”等一批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基于温州外来人口较多、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以及半城市化等现实，温州基本公共服务刚需不断增大；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于精准服务的要求也提升，公共服务面临增量提质的双重要求。

　　据测算，温州人均财政支出仅为全省的70%左右，相当于2/5的杭州、1/3的宁波。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只是浙江省平均的2/3，在每万人医疗资源拥有量、人均文化资源配置等基础服务指标上一直处于全省平均水平以下。此外，高等教育资源也相较低于杭州和宁波。

　　下一步棋，如何落子?

　　温州经济正处于重大转型关键时刻，虽然创新驱动、开放融合的成绩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温州在发展支撑度上的领先性及在经济引领度上的稳定性。下一步棋，温州应该如何走？

　　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趋势，强化服务与制造双轮驱动，努力成为一座崛起的国际商贸城市。

　　温州有着30多年的制造业发展基础，服务业贡献率已达76.8%，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潜力和效益排名均在全省前列。

　　未来“制造+服务”或有两方面发展路径。一方面，发展总部型制造业，支持鼓励正泰、奥康、青山钢铁等一批企业加快在中西部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布局，推动制造业向产品营销与研发设计两端延伸，加快转移资源高度消耗的生产制造环节，形成以温州为中心的制造业全球化网络结构。

温州工商联主席、奥康国际董事长王振滔（右一）在“活力温州·大趋势”算数发布会上

  另一方面，推动轻工企业服务化转型，鼓励森马、美邦等一批轻工企业探索风险投资形式加入时尚设计、产品经理培育等新项目，完善个性定制、智能配送、会展设计等环节，如鞋业领头羊奥康集团已经顺应“互联网+”，持续完善WMS系统的运行，以最快速度完成线下配送。

　　如果说，近些年温州服务业占比的快速提升是收缩性的结构优化，那么今后一个时期，服务业增速或将放缓，但现代信息、互联网等技术会强化它与制造的双轮驱动。基于40万境外温商、10%的社会消费增长及20%左右的网络消费等推算，以及“一带一路”、“互联网+”政策综合考虑，预计2020年温州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8%左右，服贸增长将保持10%左右的增长态势，“制造+服务”的温州产品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示范效应，成为一座崛起的国际商贸城市。

　　契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城市规模与城市品质同步提升，努力成为一座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

　　2016年温州GDP达5045亿元，在国内城市排名中列第35位（港澳台地区除外）。此外，随着大拆大建、大建大美等行动深入推进，一定程度上会冲破传统县域经济格局，城市宜居水平和城市包容度将有所提升。温州正在形成精细化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可以判断未来5-10年时间里仍将高于全省GDP平均增速。

　　基于全面二孩政策和温州城市总体规划综合考虑，预判温州主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将控制在350万人左右。考量到“四翻番”目标和“十三五”规划目标看，温州全体居民收入有望在2020年之前突破50000元。

　　综上所述，温州有望在城市规模和城市品质上实现重大突破，加快“北承长三角、南接海西区”，成为浙闽边界大都市。

　　契合浙江第四桶金的发展需求，集聚人才资源、升华温州精神，努力成为一座多元价值融合的知识创新城市。

　　改革开放至今，浙江经济有过三个发展阶段，亦构成浙江前三桶金的鲜明特点。第一阶段是乡镇企业和个私经济应对短缺经济的迅猛崛起；第二阶段是向“三北”地区的贸易扩张；第三阶段是商品出口持续迅猛增长，逐渐形成出口主导格局。

　　目前，“草根企业家+中西部农民工+引进技术装备+政府推动”，正在严重弱化。知识生产力是浙江制胜未来的唯一法器，也恰恰是浙江第四桶金的来源。人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支撑，主观意志特别是社会价值、城市精神是重要推动力。

　　温州发掘以知识生产为支撑的第四桶金的时机已经具备。在资源环境制约日渐严重，以及人均GDP不断接近发达国家，以“舶来知识”为主的技术效益将边际递减的情况下，这是必然也是唯一选项，温州完全有能力塑造一个多元价值融合发展的知识创新城市。一则，温州社会劳动人口占比约64.5%，高于全省1.3个百分点，居全省首位。

　　据测算，约有100万左右的中青年市外净流入人口，温州既需营造宜居宜业氛围，尊重新温州人的价值观念，留住专业紧缺人才，又要加强职业培训、技能特训等环节，实现从人力资本向人才资源的跨越；二则，温州社会已完成原始积累，有实力加强从娃娃抓起的人才培育工作，既要国资外资，更要民资草根，来投资文化教育类项目，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价值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