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平，1925年出生。

　　在中学时代，他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

　　1946年底进入浙南游击根据地，同年入党。先后在中共浙南特委宣传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工作。

　　年仅20余岁的他参与创办《时事周报》，并题写了报头。这是解放战争时期，长江以南，我党创办的长期、定期出版的唯一报纸。

　　1949年，在与国民党第二OO师师长叶芳的代表进行起义谈判中，他作为我方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谈判，并全程负责会议记录……

　　1949年5月7日，温州城的居民在安睡中迎来了划时代的巨变——这一天，国民党第二OO师师长叶芳率部起义，浙南游击纵队接管温州城，温州实现和平解放。

　　一觉醒来的人们，发现满街都是穿蓝灰色军服、戴八角帽的浙南游击纵队战士。温州城未遭破坏，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学校照样上课，工厂依旧开工。全城沸腾了，群众奔走相告，临街商店住户纷纷挂起红旗庆祝。而温州城和平解放的背后，源于两次重要的谈判。洪水平，就是谈判的亲历者。

　　2019年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95岁高龄的洪水平在温州市区隔岸路陈设简单的老房子里，就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为侄女洪越风和曾外孙女石清晨上了一堂特殊的“爱国课”。70年过去了，回忆起解放温州和平谈判的过程，洪水平仍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1949年5月，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干事洪水平在解放温州和平谈判时，作为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谈判并全程负责会议记录。

　　随着夏日淅沥的雨声，洪水平的记忆跨越时光的千山万水，来到多年前那个暮春的夜晚。

　　“人往往是这样，身在历史之中。但是不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事件。”

　　1949年5月，24岁的洪水平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一场改变温州人民命运的和平谈判。和平谈判的成功，直接促进了温州的和平解放。

　　洪水平是双方谈判时的记录员。

　　在2019年初夏的雨声中，历史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当时，我们的野战军已经渡过长江。从小的范围来说，浙南全境除了少数县城和大集镇外，均已被浙南游击纵队控制。我们已经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态势。”回忆起谈判前夕的局势，洪水平有清醒的认识：“叶芳的上级——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在淮海战役中毙命。因此国民党温州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二OO师师长叶芳失去了靠山，实际上国民党已另派新专员，而且已经动身赴温。山穷水尽的叶芳为了另谋出路，决定起义。”

　　1949年3月底到4月中旬，叶芳派其幕僚卓力文三次进到浙南游击根据地，与永嘉县委书记、浙南纵队第二支队政委曾绍文同志会商，表达起义的意图，沟通双方的意见。“其实，这也是双方在互探虚实。叶芳试探我们是否执行党中央的政策，起义之后，他的出路有没有保障。”洪水平说。

　　1949年4月30日，洪水平接到通知，马上到景德寺，检查会场后勤工作是否安排妥当。

　　景德寺位于郭溪岭头，山路陡峻。

　　“景德寺后村驻着第二支队第二中队，居高临下，拱卫景德寺。警卫会场的是中队长卢清和指导员陈法文指挥的警卫大队第一中队，他们已把寺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洪水平回忆当时的场景，笑称环境“够简陋的”：“谈判的会场正面板壁上挂着党旗，三张八仙桌拼成场会议桌，铺着蓝白格子被单，放着热水瓶和茶杯，摆着几张木椅子，旁边放着小桌子，准备做记录之用，此外一无陈设。”

　　5月1日下午，我方首席代表胡景瑊，代表曾绍文、郑梅欣、程美兴到达景德寺。

　　当日黄昏，叶芳的代表二OO师政治部主任王思本、师部秘书金天然、新兵团政工室主任卓力文和独立团政工室主任吴昭征秘密乘小船到达宋岙陈达人家，再由纵队设在该出的联络站派警卫人员护送至景德寺。

　　“人员到齐，谈判就开始了。我担任记录。”那夜没有月光，只有煤气灯照着谈判席两边一张张严肃的脸。

　　会议由胡景瑊主持，他首先代表地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龙跃对叶芳将军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义举表示欢迎，并欢迎四位代表前来共襄盛举。“他申明我党不咎既往的政策和谈判的原则立场，接着分发协定草案，解释其中的要点：完整保存起义部队不予分散，改编为浙南游击纵队一部；起义官兵一律原职任用，本人及家属享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的政治、物质待遇；起义部队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遵守解放军的纪律。双方约定二OO师于5月6日夜间起义，协同纵队接管温州城。”

　　“谈判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莲花心的问题。谈判即将结束时，叶芳方的代表表示，莲花心阵地必须由叶芳所在的二OO师控制；第二，协议必须由叶芳过目才能生效。”洪水平给我们做了分析：“莲花心在景山山顶，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火力控制温州旧城的三分之二以上，又掐住我纵队进程路线的咽喉。按照防区划分，如果由叶芳控制，我方将处在起义部队火力夹击的位置上。”

　　莲花心在谁手里，让整个谈判出现了紧张的僵持。

　　“当时大约是下半夜三点多钟，也就是5月2日凌晨3点，听了叶芳方代表的话后，全场没有一点声息，只有煤气灯发出的嘶嘶声。当时，胡景瑊同志缓缓地站了起来，态度温和但很坚决地说‘我们一向教育部队，前面有敌人，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在我们进军的中途，就可能在莲花心引起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对方代表也作了一些解释，但他们无权改变叶芳的决定。程美兴同志沉不住气了，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说‘如果不让出莲花心，那就只有打了！’”

　　大家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胡景瑊宣布暂时休会，代表们离开会场，转为个别交换意见。

　　“重新开会时，对方代表表示一定能说服叶芳撤出莲花心阵地。”于是，双方于5月2日凌晨5时许签订了六条十款《关于叶芳将军率部反正起义之协定》，并约定5月4日再进行一次会谈。

　　其实，在这紧张而漫长的一夜中，还有两件事很久不为外人所知。

　　“第一件，谈判时，龙跃同志曾秘密地来到了谈判点。谈判会场除了送水和摆弄煤气灯的警卫员外，严禁任何人进入。会议间隙，代表们也不离开会场，外面是黑夜，也无处可以走动。几次进出会场的，都只有我一个人。我们谈到凌晨3点左右，警卫员招招手，偷偷把我叫到后面。我一看龙跃同志在那里，隔着板壁倾听会议的动静。他只问了一句话：‘谈得怎么样？ ’我说：‘到现在为止都还顺利。’他挥挥手，我回到了会场。司令员到访，一方面表示他关心这个事情，另一方面，预先知道谈判结果，他才心中有数，好安排部署部队。”

　　“第二件，起义协定签字后，曾绍文同志提出，我们是全权代表，签了字，纵队对协定的实现负全责，但叶将军的四位代表未被赋予全权，如果他不同意协议，怎么办呢？几个月来的心血和冒险，不是都白费了吗？叶芳的代表原先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都怔住了。曾绍文同志拿出一个协定附件草案，只有两条，其中关键的是下面这一句：如叶芳将军拒绝本协定，或在原则上修改本协定，四位代表即以完全负责的态度自行采取积极行动，保证本协定(除有关叶芳将军本人之各项及无法说服其起义的部队外)之全部实现。”“直白地说，就是把叶芳扣起来，起义照旧。”

　　“我当时负责会场记录。记录得很认真，很详细，一句句地记。”拉回思绪，洪水平说：“当时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事件。人往往是这样，身在历史之中。但是不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事件。”

　　5月4日，谈判继续进行，达成接管温州城的细节。

　　“炮火无情，温州和平谈判意义重大，那时候的温州，全部都是木头结构的房子，假如打起来的话，不说全部烧光，至少会烧掉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温州城区18万人要遭殃！”

　　6日下午，叶芳宣布起义，当晚20点，全城戒备。浙南游击纵队分三路进城。

　　“当时规定，起义部队的营房门口，都要挂一盏红灯，所有起义部队的战士都要左手扎一根白布条。”回忆起这个很像“电视剧”的场景，洪水平笑着说：“当时温州布店里所有的白布一下子就卖光了。”

　　洪水平还回忆起这个大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进城时，所有的兵营都挂了红灯，口号都对，没有发生事情。但是只有叶芳自己的司令部忘了挂红灯。结果我们二纵队一支部队到了叶芳门口，一看怎么没有红灯，就冲进去了。叶芳大吃一惊，说共产党不讲义气，就开枪抵抗。但是他们的士兵没有什么斗志，当场就被打死了一个。金天然脑子比较灵活，比较清醒，就站在楼梯口，大叫‘大家不要开枪。大家都不要开火，这里是叶芳副司令员的驻地。’”

　　在讲述中，洪水平一再强调“温州和平谈判意义重大”：“炮火无情。那时候的温州，不像现在，那时全部都是木头结构的房子，假如打起来的话，不说全部烧光，至少会烧掉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如果开战，温州城区18万人要遭殃！”

　　“1949年5月7日，温州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回忆往事，洪水平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你想，连性命都不在乎，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事情？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我们宁愿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假如说初心的话，这就是我的初心。”

　　从我们采访开始，洪水平的手里始终拽着一张白色的小纸条。“首先，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们一组数据：在温州独立支部成立的那天开始，到1949年7月温州全境解放，民政局有姓名的烈士共有3791人，但是有事迹记载的只有75人，不到千分之二。”洪水平眉头紧锁，严肃地对侄女洪越风和曾外孙女石清晨说，“其实，牺牲者不止此数。烈士大部分是没有姓名的，假如没有这么多人的牺牲，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6年冬天，年仅21岁的洪水平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活动的范围很广，从北到南有洞宫山脉、南雁荡山、北雁荡山、括苍山脉。到了山区后，出生乐清世家的年轻的洪水平发现“中国太穷太穷了。”洪水平举例说，他初到山上时，把一件T恤衫送给当地一个老百姓，他拿到手里后竟然不知道怎么穿。“百姓的生活这样穷困，国民党这么腐败，两相对比愈发强烈，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

　　洪水平的记忆穿梭在浙南的崇山峻岭中：“参加游击队，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但在当时是十分危险的，一颗子弹就要送命。”“打游击的地方都很偏僻，是很高的高山。我记得一次出任务时，永嘉县一个同志一不小心从山上跌下去，跌死了。”革命时期条件如此艰苦，洪水平称，支持他和游击队员们的，是信念：“我们始终抱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并不是为了自己后来做官。你想，连性命都不在乎，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事情？游击队的同志，都和我一样，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我们宁愿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假如说初心的话，这就是我的初心。”

　　2019年这个初夏飘雨的上午，应我们的要求，洪老铺纸提笔，郑重写下了八个大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