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世界经济逐步走出低谷，但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依然存在，经济复苏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此之时，中国的发展成为一抹亮色，而浙江在很多方面先行先试，不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实践探索走在了中国前列，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报今起推出《世界难题的浙江解答》专栏，介绍浙江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与时俱进、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生动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浙江在线8月10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裘一佼 通讯员 杨叶勇)当里约热内卢拥抱奥运会，在科科瓦多山上俯瞰，有一个意象让人难忘——一面是灯火辉煌的城市，怀抱所有人类的美好梦想；另一面是依山而建的大片火柴盒般的贫民窟，容纳了城市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富裕与贫困的反差，刺目地存在于大西洋西岸。一座山的两面，警示着人类的一项紧迫任务：消除贫困。

　　而在太平洋西岸，同处发展中国家，浙江已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是中国首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而且，全省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连续31年领跑全国，是中国城乡、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其中中国贡献率超过70%，6亿多中国人快速摆脱贫困，是最早实现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的奇迹；浙江，则是这一奇迹的闪亮之星。在这里，我们解读3个堪称经典的案例，诠释富有浙江特色的扶贫开发经验。

　　“模范生”的奥秘

　　危机无声。截至2015年，全球约有8亿多极端贫困人口，成为当今世界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蔓延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重要根源。

　　虽然是沿海省份，但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的浙江，一度面临沉重的贫困问题，30多年前农村贫困发生率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能在如此短时间全面消除贫困，浙江堪称中国的“模范生”。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浙江屋脊”——地处浙南山区的泰顺县，一个曾经的欠发达县。

　　从泰顺县城到筱村镇培坑村，需在盘山公路行驶两个多小时。如今的培坑已不见“空心村”的荒芜，村民陆续开办了8家织带作坊。创办来料加工产业项目、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这一富有浙江地域特色的富民举措，成为浙江扶贫开发的重要抓手。

　　培坑村距瑞安市汀田镇不远，那里是全国有名的织带加工基地。经政府部门牵线引进，办织带加工厂成了培坑村脱贫致富的可行方式。不过，村民毕竟收入不高，最初的创业资金从哪里来？

　　村委会主任毛定够说，当地独特的资金互助会起了大作用。这是浙江扶贫的另一重要举措：金融扶贫。资金互助会的股本金由会员自筹、政府补助等构成，村民最低缴纳1000元会费就可以成为会员，只要有需求，会员可以从互助会借得资金用于创业，手续方便，利息也低。村里的低收入农户还可以通过赠股配股等方式，每年享有固定分红。

　　在泰顺，这样的村级扶贫资金互助会，现在有107个。

　　其实，在浙江快速减贫现象的背后，都能看到一股强大的推力——每5年，省里就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扶持政策、实施一个针对具体扶贫对象的扶贫工程。过去10年中，省财政每年向26个欠发达县转移支付年均在300亿元以上。

　　在全世界的扶贫模式中，通常把主要精力用在增加资金上，但很多扶贫资金往往一次性分配，貌似普惠而公平，却无法形成长效机制。小小的培坑村，浓缩着浙江扶贫的两种模式——产业和金融扶持。跟以往简单给钱的“输血”方式不同，这被形象地称为“造血”，让一度虚弱的细胞和器官富有活力，贫困地区靠内生动力自我发展。

　　农民的幸福计划

　　在培坑村，一个细节引人注目：随着织带作坊出现，村里悄然兴起“返乡潮”——曾经外出打工赚钱的村民，纷纷返回家乡工作，现有6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一名在作坊做工的妇女，月工资在千元以上。

　　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拼，这是出现在许多浙江农村的变化。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浙江地理版图的中心——磐安县，当地探索的是利用生态资源致富，让村民在家门口赚钱，这被称作“我的幸福计划”。

　　这个计划起源于当地最偏远的山区高二乡。针对农民增收困难，乡里引进一家现代农业公司，组建“幸福里”专业合作社。农户按传统古法种植稻谷，公司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共吸纳低收入农户4000多户、近万人参与，人均年增收1000元以上。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当地干部这样看待农村问题，尤其看重“老乡”——大量农民的增收致富。在中国人的千年梦想中，小康是一种富裕安康的生活，而在浙江，这个目标显然更高远。

　　2015年，我省提出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这意味着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要让低收入群众共享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

　　按照这一要求，高二乡的幸福计划也有了升级版：“幸福里农耕文化产业园”“幸福公社”“幸福之旅”等。在下初坑自然村，当地利用原生态的环境和古村落，引进工商资本，将整个村庄作为产业园的一部分，一间间废弃多年的黄泥房被改造成民宿，开始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村民依然住在村中，不过他们的家乡成了城里人向往之地。村民张洪传将两间闲置农房出租作民宿，一年有租金6万多元。“有了这笔钱，我也要创业了。”张洪传说，他家还有两间房，今年准备开办农家乐。

　　生态优势就这样转化为经济优势。而这只是一个缩影，浙江众多山村的未来，正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路走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浙江以“山海协作”方式助推山区加快发展——沿海发达地区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注入内陆山区，与当地自然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结合，双方紧密协作，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蕴育出新的活力。

　　互联网的奇迹

　　“全国还有5000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一定要实现全部脱贫目标。这是我当前最关心的事情。”不久前，在宁夏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道出这份牵挂。

　　减贫，始终是全球一大难题，对中国来说，扶贫开发任务之重、时间之紧可想而知。汹涌而至的信息技术革命，能否加速贫困人口的脱贫进程？第三个故事，不是发生在某个村庄，而是浙江的一个现象——“淘宝村”。

　　淘宝村，是指淘宝电商年交易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到2015年底，浙江已经有280个“淘宝村”，数量居全国首位。

　　在浙西南大山里，记者见证了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山村——缙云县北山村——在短时间里快速蜕变的神奇之路。只用了几年时间，这个村的农民就开出300余家网店，80%以上的村民从事与之相关的职业，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37岁的村民吕林全身肌肉萎缩，这个从小不能行走、靠人救济的农民，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但在开办一家户外用品专营店后，他不仅能养活自己，还开始赡养母亲，这让他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互联网+”时代，一根网线改变了无数浙江乡村和农民的命运。在乡村涌动的这股创业创新浪潮，也被各地政府鼓励。各地频频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不少地方还办起了电商创业园。“放下锄头，拿起鼠标，做成生意”成为浙江农民新的生活方式。

　　在这3个浙江故事中，人们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共同条件：清除各种基础设施障碍。在他们的身后，政府做着大量默默无闻却极其重要的工作，从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到乡村整治和环境改善；从网络普及和文化普惠，到各种政策扶持和精准帮扶，全民创业致富的通道已经打开。

　　现在，浙江正参照经合组织（OCED）国家的通行做法，采用“收入比例法”确定扶贫标准，即着眼于减缓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采取综合举措，帮扶那些处于收入低端的人群增强发展能力，确保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使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更加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