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3月3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钟卉 丁原波)说起医药代表,人们难免会给他们贴上这样的标签:“低层次”“暴利”“隐秘”。但你可能不知道,他们曾是业内权威、行业“金领”,备受医生尊敬和欢迎。
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他们扮演了进口药物在中国市场的医学理念普及者,他们还建立学术平台来帮助医生掌握新的知识和理念,赞助组织各领域的学术会议,为那个年代中国的医疗发展作出了贡献。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份曾受尊崇的职业慢慢变味的呢?这次“医药国17条”新规的出台,对这个群体会带来多大影响?又能否将这个群体推回正轨?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中国医药代表30年
从沟通药理变为带金销售
在中国,医药代表的成长变迁史得从30年前说起。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狄思杰告诉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大型跨国制药企业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也引入了“医药代表”制度。
当时的“医药代表”确切的形容是:药品的学术专家。工作任务是向医生群体介绍药物功效、使用方法,以及及时反馈不良反应,进而推广药物的使用。
中国首批医药代表出现于1988年,“杨森、施贵宝等跨国药企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设置、招聘、培训‘医药代表’并开展工作。那时,高素质的‘医药代表’得到医院和医生的广泛认可和欢迎,充分发挥了医生和制药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狄思杰说。
医药代表曾经的地位也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口中得到印证。
他告诉记者,当时医药代表是不折不扣的“金领”,从业门槛很高,普遍具有药学或医学背景,能够无障碍阅读医学文献、国际最新研究,和一线医生进行专业沟通。
业内广泛流传的例子之一是腹腔镜的引入使用。这一设备最初进入中国时,是法国一家企业在推广,他们为中国医生设计了整套的学习方案:在中国医院给医生讲课——送优秀医生到法国培训——指导在假人、动物上实验——介绍进入法国医药临床学习使用。
这些医生回国后,就将腹腔镜技术引入了中国。而类似这样的案例,在以往数不胜数。过去一二十年中国医学界取得长足进步的学科,基本上都是在外企医药代表制度和学术支持下成长起来的。
“直到今天,很多跨国药企依然保持着这样的做法。它们的部门设置很完善,研发部负责研发药品,学术部负责学术咨询,推广部负责学术会议,而负责销售的市场部也并不是金牌部门,很多自家药企组织的学术会议甚至不让销售人员参加,以免影响与会人员的判断选择。”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医生王浅(化名)告诉记者。
这个职业的快速变味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由于很多国外的研发药过了专利保护期,短时间国内涌现出几千家药厂,纷纷加入到药品仿制的行列”。王浅解释,由于仿制药没有研发费用,而定价又和原研药相差不大,由此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空间,他们可以操作带金销售。“国产的仿制药,药不是它发明的,所以不需要学术组、研发组,很多药企只有单单一个市场组,你说是不是会迅速失衡呢?”范柏乃指出,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同名不同姓”的仿制药,企业同质化现象严重,为了能把自家药企生产的药推销出去,在金钱魅惑下,医药代表从受人敬仰的“君子”变成见不得光的“小人”。
医药代表多年来未被列为正式职业
直到2015年才被纳入《职业大典》
“多年来,由于医药代表一直未被国家列为一个正式职业,没有统一的准入和管理制度,导致医药代表的职业标准和功能定位模糊不清,素质参差不齐。另外,各药企对所聘请的医药代表进行药品推广的行为也有不同要求,这些都导致医药代表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职业形象也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狄思杰说,为了让医药代表“回归”,他所在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支持和指导下,联合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CPIA)、中国中药协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全国政协委员李大魁、冯丹龙等做了大量的调研和申请工作,经不同渠道为医药代表的职业化多次提案,终于在2015年将医药代表正式纳入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官方定义为“代表药品生产企业,从事药品信息传递、沟通、反馈的专业人员”。
这个定义,完全剥离了“销售”二字。而最近国办发布的“医药国17条”中,对医药代表的“禁售令”,似乎正是对这一定位的呼应。
“医药国17条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希望进一步规范医药代表的整体思路,这对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和制药行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狄思杰说,“当然,我们落实这一‘定位’,还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包括建立国家认可的职业评估与管理体系;对医药代表进行培训、规范和评价,保证医药代表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与医疗卫生行业组织保持沟通,对医药代表实际工作中的行为模式进行探讨,促进医药双方的健康发展等。”
暴利没了,还有人干吗
倒逼转型,让进步激发市场
全国目前有多少医药代表?据相关数据报告显示,这个群体约有300万人。可以预料的是,2017年开始,这个数字会锐减。甚至有人发出感叹,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将消亡。
“这次对医药代表的规范,是对这个无序行业的大洗牌,不能让医药代表同时成为药品的运动员和裁判员。但是这个行业不会消失。”在范柏乃看来,“医药国17条”所提到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三个环节,无一不需要医药代表的参与。
“生产环节需要医药代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流通环节需要医药代表去沟通药品的性能推广,使用环节也需要医药代表搜集药品使用反馈。它也许不再是暴利行业,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职业。”
王浅也对这个行业表示乐观:“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国内药企,开始加入研发新药的行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就知道有两家生产泌尿科药品的中成药厂,完全按照西药的药物认证模式,来做临床药物实验,他们的药企就有相应的学术部,未来新型的医药代表就有用武之地。”
据了解,仿制类药品因为是“抄袭”,实际疗效始终难比原研药,因此国内药企愿意投入财力、时间去研发新药,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现象。
王浅说:“政策的出台,不仅是对医药代表的洗牌,也是对药企的洗牌,有创新能力的药企才有更大生存空间,以目前的趋势看,国内药企研发新药的能力、规范程度会越来越让人惊喜。”
范柏乃表示,医药代表此前的门槛太低,随着具体政策落地,将会淘汰一批低质素的从业者,高层次、高学历的学术传播型医药代表将取代上位。还有一部分优秀者很快会活跃在新的医疗相关领域,如医疗健康互联网、医疗健康管理等。
“这未尝不是一个倒逼转型的进步,但只要是进步,就会有市场。”范柏乃说。
30年前,对医药代表确切形容是:药品的学术专家。负责向医生介绍药物功效、使用方法以及反馈不良反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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