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手机，打开“e宁波”APP，熟练地拍照点击……如今，在基层巡查中，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的“网格长”沈军已是一部智能手机不离手，他说：“现在网格长的门道都在手机里了。”

　　“网格长”是在社区或街道的网格化管理组织中承担具体任务的工作人员。在沈军的手机中，新装了“e宁波”移动APP。通过该APP，网格长们可直接上报巡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后台将自动把问题派发到相关职能部门，由他们处理后再向网格长进行反馈，形成闭环式处置。

　　从原先的“坐班”社工到如今的“潮流”网格长，沈军工作方式的改变皆源于浙江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实践。

　　近年来，浙江围绕“互联网+”矛盾化解、公共安全、执法司法、基层自治、诚信体系等重点领域，在建设模式、应用模式和服务模式上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互联网+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作为互联网大省，浙江借助“互联网+”赋予社会治理更多的“智慧”。中国首个平安建设信息网、首个网络公安局、首份司法透明指数、首次网络司法拍卖……都成为浙江在“互联网+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有益尝试。

　　随着“互联网+社会治理”这张网不断密织扩大，在浙江各地，各具特色的“智慧化”治理模式亦不断涌现。

　　比如，杭州启动透明厨房计划，消费者可以通过视频，同步观察餐饮食品烹饪操作全过程；嘉兴等地使用“热力图”等技术，利用电子围栏和视频监控进行实时预警；金华永康检察院运用信息化助推智慧检务、阳光检察，成为浙江检察系统信息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大数据的融合互联则使浙江“社会治理”这张大网变得“一网无遗”。

　　目前，浙江省视联网已建成5500个终端，其中综治系统建成1640个，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浙江省平安建设信息系统已接入10万余个PC终端、10.8万余个移动端，平安浙江APP用户447.3万个；今年以来，浙江县、乡两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网上受理各类矛盾纠纷和问题198.7万余件。

　　这些新实践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例如，在台州管淋村，由于外来人口众多，该村对村居出租屋实行“互联网+旅馆式”的管理模式，房东通过微信平台、出租房二维码就可登记住户信息。

　　一位房东说：“过去出租房子，派出所会催着房客办居住证，找不到人只能催我们，我们再去催房客。现在，只要租客入住，我就让他们手机扫码登记，简单又方便。”

　　如今，在浙江的社会治理领域，已深深植入崭新的“互联网”基因。小到路灯破损、窨井盖丢失，大到违法违章、治污防洪……都能在“互联网+社会治理”这张大网里获得“智慧化”的解法。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秀梅认为，浙江的“互联网+社会治理”实践正不断打破政府各部门的信息壁垒，变“被动应付”为“主动服务”，实现从单一管理到社会共治的转变。(作者 李佳赟 杨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