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1月12日讯（浙江在线通讯员 马正心 记者 张瑾华）2017年秋，蒋方舟出了新书《东京一年》——12个月，46篇没有预想要出版的日记，书中，这位青年作家的絮叨和局促，全部都保留了下来，蒋方舟自称有种“全暴露了”的快感。

　　这些日记中，最短的一篇仅有八行，写“寂寞”，最长的一篇有十三页，记下了蒋方舟在濑户内国际艺术祭的经历：建筑、装置、绘画，同个人经验相互缠绕、激发。

　　在《东京一年》里，蒋方舟以时间为单位记下她的所见所想，也记下对自我新的发掘和理解——文学、艺术、老龄化、死亡、屠杀、性、性别……字里行间均可见到对时代和家国的关切。

　　作家阎连科欣赏蒋方舟超越同代人的思考；画家陈丹青说，80后出生的作家的书，他只读得完蒋方舟的。

　　少年成名，创作21年，她观察着这个时代，也被这个时代观察。在庞大的当代华语文化世界中，蒋方舟已经是年轻人中的文化代表之一。

　　在网络购物车被填满与清空的“双十一”前，我们采访了蒋方舟。从《东京一年》聊起，看她在过去一年的沉潜，也看她在当下的创作中面向的未来，已经她对自己这一代人的看法。

　　独居，重获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2016年，27岁的蒋方舟，决定独自在东京生活一年。

　　7岁开始写作，9岁出书，蒋方舟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公众的关注之下，受到褒奖、崇拜，也从不缺乏批评和恶语。

　　但离开的这一年，她多年以来第一次获得了一段“完全真空”的时间，评判、期许、鞭策都暂时消失了。

　　她说自己是“空着手、空着脑子”去的，对日本的模样，没有任何预设：“因为带着预设去异国，永远能够找到符合你预设的侧面：道路干净、成人产业、日本人隐秘的情欲等等，这些东西会变成你脑海里一个牢固的印象。”

　　她觉得，这样单纯捕捉符合预设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偏见，会变得非常狭隘。

　　在东京，蒋方舟一直独自居住。刚到没多久的一个夜晚，她无视满街的美食，在便利店买了饭团和牛奶回去吃。“我还无法克服一个人吃饭的羞涩。”她写道。

　　两天后，她还是一个人，在一家老字号坐下。她看到，周围的其他人也全都是独自在用餐，安静而迅速。她一下子被这个场景“治愈”了：“东京是一个没有人打搅，也不必打搅别人，就能够活得很好的城市。”

　　“从今天开始，”她记下，“我要学会享受不能够以各种形式分享的快乐。”

　　这是蒋方舟有生以来第一次，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她说，这种被迫的认真与隔离，把她从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使她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外界的评判，自然瓦解

　　经历的真空状态，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寂寞。

　　有一晚，蒋方舟在洗衣房花了40分钟时间，呆呆地盯着自己衣物在滚筒里转动。

　　回顾那段近一年前的时光，她形容出的寂寞，来源并非语言不通或缺少陪伴：“那时不仅没法通过交谈和陪伴来缓解寂寞，在身处的环境中，也是格格不入的：我的生活频率和所有日本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东京这样的城市，人们行色匆匆，以效率为目标。”

　　那段异乡过的日子，没有被日常工作、邀约分割。她称之为“完整且混沌”的时间，在大都市中是个异类。

　　处于这样的状态下，处于寂寞中，她得以认真地去观看和面对自己。

　　年少成名，近二十年来，她被贴上过无数标签。但她明白，依靠别人所谓的人设和期待，无法形成坚硬的自我，对自己的认识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她从小就对外界的鞭策和期待有着警觉，甚至是抗拒。

　　“但是你去抗拒，也是特别耗损的一件事儿，要花很多力气。”

　　远离故乡的这一年，这些目光瓦解了，不存在了，不必再为了抗拒而花费心力。

　　她得以卸下负重，读书、看展、观察、思考、与人交谈。她援引服装设计师山本耀司的话，让那些“很强的东西，同自己碰撞，塑造真正的自己”——“这对我自己是特别好的一种提炼。”

　　用结结巴巴的语言分享秘密

　　2016年7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东京举行了一场传统的花火大会，年轻男女结伴，穿着日式浴衣、木屐，欣赏一年一度的烟火表演。蒋方舟几乎是唯一独自去的人。

　　在东京的这一年，她开始体会到一些身在异国他乡的作家的作品里写到的那些情绪：一方面不能完全融入异国规律、安逸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无法回到祖国，同时，也没办法放弃对祖国的关注，这是一种多重矛盾。

　　“整个人会有的时候挺恍惚的，不知道哪个自己是真实的。”她说。

　　在日本，她交到的朋友中许多是会说中文的日本人。同他们聊一些事，自己所感知到的沉痛和荒诞，对方无法体会，往往只是以猎奇的状态去关注。

　　“他们的理解和关切，在非常有限的维度里。连带着自己表达的时候，也会去消解、中和自己话里沉痛的部分。这还是挺痛苦的。因为你知道，他们永远无法真正地理解。”

　　语言不通和文化隔阂会产生许多阻碍。但有时，这些阻隔却让更深的倾诉变得可能。

　　一日，蒋方舟的一个日本朋友驾车带她去富士山。东京到富士山，有百余公里车程，时间漫长，他们聊了很久很久。友人很自然地向她倾诉了一些秘密。作为回馈，她也讲自己的经历。

　　“讲完之后，我们后来再没有见过面了。所以我觉得越是这种萍水相逢、异国的、彼此结结巴巴，用简单的语言，可能更容易去坦诚自己。”

　　写作锻炼读书，不变的生活

　　2017年7月23日，蒋方舟去印刷厂看《东京一年》的生产过程，她掏出手机拍照，“像是参观产房”。

　　她说，自己不会再出版日记书了，因为一本就够了。她希望读者在读这本日记集的时候，能够找到一种共性。而不是像看名人访谈一样，去寻找这个叫蒋方舟的这个人的极端与特别之处。

　　刚刚过去的10月，蒋方舟结束了为《东京一年》为期两个多月的宣传季，回到北京的家，开始找回被打乱的创作节奏。

　　这半个多月来，她坚持7点起床，8点开始写作，晚上做1小时运动：跳操，平板支撑、拉伸运动。运动完后的一两个小时，她会坐定读书，即使有灵感也不写作，读完就睡。

　　写作、锻炼、读书、入睡。蒋方舟享受这样有规律甚至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形成对自己从身体到大脑的控制。

　　现在，离《东京一年》记录的时间，已经有一定距离。蒋方舟是个人生很容易翻篇的人，不太会回顾那个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