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5月14日讯（张永亮）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强调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和监管手段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切实推进金融科技监管法治化，提升监管机构应用监管科技的能力，现实意义重大。

　　金融科技是一种突破性金融创新。金融史是一部金融创新史，更是一部技术文明史。金融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科技形影不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从股份公司、银行到证券交易所，从货币、股票、资产证券化到高频交易，由技术支撑的金融创新方兴未艾。金融创新主要包括产品创新、交易方式创新和金融中介创新等，而其中最具颠覆性的创新当属金融中介创新。金融科技是技术支撑的突破性金融创新，它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引发金融服务的主体、渠道和内容发生变化，给金融体系带来了结构性影响。新兴金融科技企业通过将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服务之中，创新了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提升了客户服务的效率，优化了金融机构内部运营机制，增强了业务合规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提高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总而言之，金融科技是一种突破性金融创新，是未来金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

　　金融科技对金融监管构成重大挑战。一方面，金融科技并未消除传统金融风险，期限错配、流动性错配、高杠杆等微观金融风险依然存在，宏观金融风险的传染性、顺周期性、系统重要性风险更是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金融科技更滋生了网络风险、技术风险、数据安全风险、法律与监管风险，并且其风险更具隐蔽性和传染性，可能产生更大的羊群效应、流动性风险、操作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空间。技术创新不是免除监管的“免死金牌”，金融科技也绝非监管的“法外之地”。金融科技的技术化、数据化、混业化、信息技术风险，对传统金融监管的理念、方式、内容和框架构成重大挑战。解决之道在于，如何构建一个既有灵活性、前瞻性，又有科学性、稳健性，既能促进金融创新，又能确保市场稳定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技术驱动型监管框架。

　　“突破性创新理论”为金融科技监管提供了指导框架。突破性创新理论包含三个关键要素：创新会出现哪些真正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具有“替代潜力”？创新对市场产生哪些“结构性影响”？对于金融科技创新而言，监管者需要识别金融业中诸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行为方法甚至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是否发生改变，并考虑这些变化是否具有“替代性潜力”，是否会对金融业产生“结构性影响”。通过分析这上述关键要素，有助于监管者更新监管理念，构建基于“突破性创新理论”的监管思维框架，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更新换代中，保持监管政策的适度弹性，既不会因监管过早或过于严苛而阻碍金融创新的进程，也不会因监管过晚或过于宽松而失去控制风险蔓延的时机，跳出要么过于被动、要么过于主动的两难局面，防止监管政策走向极端。金融科技监管政策的制订，需要考量监管介入的时机、条件、监管与创新、监管与竞争、监管成本、监管的实时性、监管的有效性等因素。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亟待监管理念适时调整。信息科技时代，金融监管理念应从过往的“机械式”监管思维转向“大数据”监管思维。

　　首先，奉行“适应性”监管理念。监管者应以察时变，拥抱金融科技，提升监管基础设施的技术功能，须从“控制性”监管转向“适应性”监管。同时，应根据企业的风险水平，实施多方法、分层式监管。

　　其次，注重“功能性”监管理念。新兴金融科技企业增强了金融混业化经营趋势，金融监管的理念需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强化行为监管。随着金融服务从线下向线上的“分解”和“迁移”，要求监管机构减少对实体机构的监管依赖，而更多地跟踪其行为，关注其产品的功能，防范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需要对金融技术创新背后的算法进行监督和监管，监管机构需要确保算法的设计和运行不会对消费者构成歧视，不引发系统性风险。

　　再次，秉持“包容性”监管理念。包容性监管作为一种监管理念，其核心在于“宽容”“接纳”。一方面，监管者对金融科技创新要持鼓励和开放的态度，给予创新一定的试错空间，包容科技创新过程中出现的过错；另一方面，这种宽容和接纳决不意味着对金融科技创新风险的放纵，不等于放任自流，特别是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始终都是重中之重。包容性原则有“度”的限制，包容性原则必须以责任原则为补充。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