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建军（右）和自己的恩师邓先灿合影。

　　浙江在线5月1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郑琳 通讯员 程振伟）听说是敬重的导师邓先灿推荐采访，还在美国出差的骆建军马上给浙江在线记者打来了越洋电话，关于“中国芯”他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骆建军是邓先灿的弟子。上世纪90年代，骆建军曾经在东方通信成功开发光纤通信SDH/SONET系统的专用集成电路，当时比华为、中兴还早。

　　但是那时候，国内业界还没有认识到自主研发芯片的必要性。

　　也是在那时候，美国公司把骆建军挖到硅谷，担任高级设计师。又过了几年，骆建军就和楚传仁先生一起在美国硅谷创业，成立了Baleen System公司，从事固态存储控制芯片的开发。

　　后来，邓先灿将自己这个最得意的弟子从美国召回杭州，让其传承自己在微电子研究中心的衣钵，当了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教授。当时，眼光长远的邓老就指示弟子，必须创立自己的企业：芯片必须产业化，必须走出国门，这才是正确的生存和发展道路。

　　骆建军由此创立了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并陆续推出了存储卡、U盘、固态硬盘（SSD）、计算机接口及硬盘阵列等一系列芯片产品，不仅仅中国公司采用，也被国际市场接受，在中国大量进口芯片的背景下，逆向出口全球。

　　每个芯片都是

　　微观世界里的“超级城市”

　　“芯片确实很难引起人的重视，因为它太小了，比指甲盖还小。”骆建军说。

　　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封装起来的黑色小硅片，却是一切电子设备的核心，包括高铁、飞机、电视机、手机的核心，甚至是发动机的发动机……

　　为了让普通人理解芯片的复杂度，骆建军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拿到一般的显微镜下看，就像是一张上海市地图；拿到更高级的电子显微镜下看，就能看到每家每户的窗户、阳台，一扇扇门，一条条马路；大家平常说的28纳米、15纳米，就是这个城市建筑的最小尺寸。”

　　这个尺寸有多小？1纳米大约相当于六万分之一的头发丝。

　　如此细微的结构，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显现其宏伟壮观，所以，集成电路设计就更被人忽略了。

　　“但是今天，硅谷占领了芯片设计和软件这个产业金字塔的顶尖。”骆建军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硅谷，拥有很多半导体生产线。硅谷也以此从一个葡萄园为主的干旱山谷转变为以“硅”工业为核心的高科技基地。

　　到了九十年代，这些生产线逐渐移到了美国偏远地区、亚太地区，台湾、韩国、新加坡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了很多生产线，集成电路开始发展起来。

　　“今天的硅谷，已经基本上没有生产线。”骆建军说。“以设计公司和软件公司为主流。”

　　例如，全球GPU领军企业（英伟达）、全球最大的可编程器件公司XILINX（赛灵思）、通信芯片公司Broadcom（博通），都是没有生产线、纯粹靠智慧设计在领导全球某个产业方向。

　　芯片技术要靠一点点积累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骆建军说，集成电路设计，就好像设计一座“新上海城”：马路是7层甚至8、9层立交的；建筑物有几百万座；拥有几千万人口，几亿扇门窗不断开关；所有建筑物的门窗一秒钟要开关上亿次，而且不能够有一扇门窗的开关不准确。

　　“在这张超级地图上，每个房间都要供电、供水，一两个房间水压不够就可能造成电路计算不准确，你的飞机就可能掉下来，这就是失败的芯片。”

　　集成电路芯片在设计环节出现任何一个小缺陷，就必须重来。重新设计又需要至少1年时间，几千万元的投入。

　　“所以集成电路设计需要从软件到硬件的高超的设计、指挥、风险控制能力。”

　　为什么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公司那么少呢？

　　面对这个问题，骆建军解释说，今天的集成电路设计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特定技术要素的；另一大类实际上是系统级设计，用技术语言说是“片上系统芯片”（SOC），内部不仅仅有硬件电路，还有软件在跑。

　　“设计这样的芯片，实际上是设计一个完整的系统，就好比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真正的高手是内功和外功一起修炼、都达到了极致的。而且，外功招式漂亮很容易，内功却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玩不得虚，必须十年磨一剑才可能成功。我在学校遇到的学生，相当大一部分对硬件甚至有种‘畏惧’的感觉。”

　　现在的年轻人

　　鲜有愿意从事硬件设计的

　　国内目前的情况，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不如意，骆建军感觉很无奈，但又认为可以理解，他感叹说：“当年同班同学至今坚持做本专业工作的已经十不存一了。我们也不能要求大家都来搞集成电路，放弃房地产、放弃金融产业这样的发财机会，这是不合情理的。”

　　他认为，中国科技产业的兴旺，应该是各行各业都有合理的利润，科技含量高、风险大或者付出劳动多的产业，就应该多得，这才是“多劳多得”的基本立足点。同时，我们的芯片也要尽快融入高度国际化的全球半导体产业。

　　“集成电路行业，技术变革太快了，我们的学术团队和教育系统也要加快改革。”骆建军说，“大多数工科院校的老师，并没有实际工业经验。我们必须把产学研联合提高到新的高度，要有更加接地气的政策。当然，产学研是工科院校要倡导的，对于理论研究那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人精力有限，只能带有限的学生，杯水车薪。“每个学生特点脾性不一样，高端人才必须因材施教，不可能工业化量产。”邓先灿先生说，而更让她担心的，是现在高校里的年轻人，鲜有愿意学硬件设计的。

　　“硬件设计的纠错成本特别高，纠错周期也特别长。而做成的芯片，却又非常廉价，一个只卖几毛钱。”邓先灿说，“做软件就不同了，调试软件的成本和时间比较少，而软件工程师的薪水又很高，所以，年轻人都去做软件设计了。现在又是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去做互联网创业了，还有谁来做芯片呢？”

　　然而，“无芯缺魂”的现状必须改变。

　　“媒体上宣传的这个芯、那个芯，包括华澜微的存储控制芯片，都解决不了中兴的问题，因为中国需要的是成千上万的芯片公司，从材料到加工，从设备到设计，这是一个综合国力的培养过程。”邓先灿说。

　　她刚过完八十五岁生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还在为中国的科技产业、信息安全而努力。

　　“还有像林德俊先生，整理科研资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骆建军说，“我们这一代人，更应该冷静下来，踏踏实实，每个团队做精做强一个方向，如同一盏灯，当千万盏灯汇集起来，就能点亮中国科技产业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