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郭成森出生于杭州一户殷实的富裕之家。14岁初中毕业那年，他偶然看到一则海军学校的招生广告，便不假思索地走进考场。他以浙江省第7名的成绩，被录取到福建马尾海军学校驾驶科第八期。

　　1942年，他毕业分配到长江岸防炮台第四总台第八台任少尉见习官。翌年，中国政府决定选派一批青年海军军官赴英美留学深造。郭成森等74名青年军官当选，其中郭成森等24人赴英，另50人赴美。

　　1943年10月，中国留学生们进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专设的“中国班”。按皇家海军传统，系统地学习了英语、航海、鱼雷、枪炮等课程。完成了第一阶段科目学习后，他们被派往各个战区的现役大型军舰上实习、参战。

　　郭成森被分配到本土舰队“肯特”号重巡洋舰，舰长任命郭成森为少尉副值更官，指定他平时到驾驶台参加值更，战时则到舰首第二主炮塔作战。幸运的郭成森，随“肯特”号参加了著名的三次战役。

　　1943年12月25日，郭成森上舰当天，“肯特”号便随舰队出海，以商船队为诱饵，寻机围歼纳粹海军主力——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德舰果然上钩，陷入以战列舰“约克公爵”号为首的英国舰队的重围中，一开始就被击毁雷达，沦为“冰海瞎蝙蝠”。

　　海战中，郭成森担任第二主炮塔副炮长。激战近8小时后，“沙恩霍斯特”号被打得操纵失灵，只能浮在水上挨打。最终英舰发射鱼雷将其击沉，为“光荣”号航母报了一箭之仇。这场战役，史称“北角海战”。

　　1944年4月3日，郭成森又随舰参加攻击德国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的“坞”作战，“肯特”号负责为航母护航。航行中，眼尖的郭成森率先看到德国潜艇，果断拉响了警铃，舰长当即发出“右满舵”的命令，两枚鱼雷从“肯特”号左舷掠过。旋即，护航驱逐舰用深水炸弹击沉了敌潜艇。郭成森的机警让战舰逃过一劫。返航时郭成森被要求与舰长共进晚餐，当舰长询问作战感受，郭成森回答：“我们一定要把学到的本领，用到将来的中国海军建设上。”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D日，“肯特”号担负掩护任务，郭成森指挥炮兵发射炮弹数千发，摧毁了德军多个岸防设施，为登陆部队撕开口子。此外，他还指挥炮塔击沉了德军4艘运输船。

　　“肯特”号还担任护送英国首相丘吉尔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任务。返回伦敦港时，丘吉尔接见了舰上全体军官。舰长向他介绍了郭成森和卢东阁两位中国军官，并说他们作战勇敢，丘吉尔握着郭成森的手微笑道：“很好，年轻人，我祝贺你，也感谢你！

　　1937年，19岁的黄廷鑫从安庆高中毕业后，考取了青岛海军学校，1940年转入成都军官学校（黄埔17期）学习炮兵。1942年夏毕业后，黄廷鑫经考试录取，被派到英美学习海军。但由于战事紧张，24名赴英人员整整等了一年。

　　1943年，25岁的黄廷鑫被派往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1944年5月中旬，他被分配到英国护航航空母舰“搜索者”号上实习。

　　1944年6月2日深夜，“搜索者”号从英国贝尔法斯特港航出，开往英吉利海峡南端。

　　在“搜索者”号上，黄廷鑫与同学葛敦华担任副值更官，负责观测航母在海上的角度和在编队中的位置。航母必须根据风向、水流来决定航行状态，从而保证飞机顺利起降。同时，值更官要时刻监视飞机换班、在天空飞行是否有异常等情况。

　　海上夜色苍茫，站在这艘能搭载25架飞机的航母甲板上，黄廷鑫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以往航母都是白天出港，这次为什么选在夜里？他没想到的是，他和“搜索者”号将作为诺曼底登陆战役的组成部分而被历史铭记。

　　6月6日早上7时，黄廷鑫在舰上餐厅用餐，突然听到BBC电台发布新闻：“我们的飞机已经在诺曼底实施空降。”餐厅里顿时一片欢腾。

　　登陆那天，海面上布满舰船，从航母起飞的战机直接对登陆作战提供空中支援，舰上信号灯忙碌不停……黄廷鑫后来回忆：“吃完早餐就来到驾驶台值班，我看见飞机都是一排排地出发，对敌方进行地毯式的轰炸……每天都是头一天晚上去轰炸，早上4点钟左右回来，天空中的飞机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一掠而过，就像天空中的飞鸟，至少有一千多架飞机。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三天。”

　　这就是诺曼底登陆，盟军共出动1万多架次飞机、6000多艘舰艇。在英伦三岛以及所有的港口，到处都是军队，还有许多运输的船舰——运输油料、物资和器材的船舰。黄廷鑫后来还听说，在那之前，潜水员已经破坏了海峡中的障碍物。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登陆做准备。

　　1944年8月，黄廷鑫又随“搜索者”号开进地中海，参加了盟军在法国南部发动的土伦登陆战役。

　　在英国学习期间，黄廷鑫和7名中国同学曾被当地政府邀请观看歌剧。演出开始前，舞台上的主持人突然对全体观众说：“今天和我们一起观看歌剧的，还有来自中国的海军军官。”这时，灯光齐刷刷地照向他们……黄廷鑫说，那一刻他们既不知所措又兴奋不已，“我们知道，因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的英勇战斗给了英国很大支持，所以英国人民心存感激。”

　　1949年，黄廷鑫加入了新生的人民海军。1958年转业后他定居杭州，先后在浙江化工学院、浙江丝绸工学院（浙江理工大学前身）担任英语老师。

　　2006年7月5日，时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薛翰专门赶到了杭州，代表法国政府，将法国军人的最高荣誉勋章——拿破仑军团荣誉勋位骑士勋章，戴在了时年88岁高龄的黄廷鑫胸前。当时黄廷鑫已是重度帕金森病患者了，但是他强撑着坐轮椅，参加了这个仪式。

　　对于为什么会给他这么高级别的勋章，薛翰在致词中说：“法兰西永远不会忘记，在我民族危亡之际，与我国军民并肩作战的中国军人。”

　　黄廷鑫说：“当我看到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纪念诺曼底战役，我为自己能亲身经历人类历史上这样伟大的事件而感到自豪。”

　　毛树清是桐乡人，1917年出生于桐乡城东门外，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后被分配在《中央日报》做记者。

　　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于是向民国政府发电报邀请记者前往欧洲，希望把欧洲战况及时传回中国。于是，毛树清被挑中了，他还有了新的身份：中国驻欧洲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联络官兼《中央日报》随军记者。

　　在欧洲战场上，毛树清被安排在空军采访，常常跟随战略轰炸机去空袭纳粹德国。他的大多数报道，是在轰炸机上写出来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艾森豪威尔进军柏林，粉碎纳粹德国的消息。这些来自欧洲战场上的歼灭纳粹德国的胜利消息，被中国读者争相阅读，也给予了正艰苦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亿万同胞以莫大的鼓舞。

　　1997年2月24日，毛树清因病在旧金山去世，享年81岁。他为后人留下了《美国两党政治》、《艾森豪威尔总统与美国国会》、《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美国的蜕变》、《世界新闻史讲义》等有较大影响的著作。

　　二战期间，400多名法国华侨主动参加到法国人民战时服务的行列，其中一些人还勇敢地为反法西斯而战，周亭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周亭在法国定居。法国沦陷后，周亭以开小皮革作坊谋生，并逐渐与居所附近的法国反法西斯战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把住处作为反法西斯组织的交通站，留宿路过的反法西斯战士，并多次递送情报。为了掩人耳目，周亭还与一名法国女交通员日依尼也特装扮成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侣。

　　1944年，德国占领军开始对周亭的住处起疑，并布下暗哨。随后，德军借口重要人物被暗杀进行了全城大搜捕。周亭立即赶去给反法西斯的法国朋友报信，并且冒险与日依尼也特接头，成功保护她躲过德军的搜查。

　　一个月后，德军逮捕了周亭，并连续十多天对他进行严刑逼供，却一无所获，最后把他关入集中营。在经历七个月非人的牢狱生活后，周亭幸运地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了牢狱之灾。

　　法国政府为表彰周亭的功绩，向他颁发了奖状，并发给他特别生活津贴。

　　1942年4月18日，为了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执行了一次极其大胆的奇袭行动——用“大黄蜂”号航母装载16架B-25双发中型轰炸机，在另一艘航母“企业”号的掩护下，保持无线电悄悄逼近日本东海岸，起飞所有轰炸机，轰炸日本东京、横滨等地，然后一直向西飞到中国浙江，计划在衢州机场降落。

　　然而，由于美军舰队被日本船只发现，杜立特中校被迫率队提前10个小时起飞，在燃油不足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次轰炸行动。

　　当日傍晚，一架执行空袭任务的B-25坠落在宁波象山南田岛大沙村靴脚头沙滩，许尚友、许尚标、孔宪灯等大沙村村民发现5个美军飞行员中有4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就把4个伤员转移到村里的学校。在村保长许尚春的指挥下，村民送衣、送饭、送药，给伤员包扎伤口。

　　由于南田岛离日军大本营石浦很近，村民们趁着夜色赶在第二天天亮前把伤员抬出了岛外。20日中午，他们到达三门县城海游镇。

　　是日，驻石浦日军得到消息，到大沙村挨家挨户搜查。日军在村民郑士明家搜出了一顶降落伞，随后把郑士明双手反绑悬空吊在小庙的房梁上，边拷边逼问，要他供出美军飞行员的下落。但不管日军如何拷问，郑士明一口咬定降落伞是在海上捕鱼时捞的。日军撤离后，全村人竭尽全力抢救郑士明。但由于伤势过重，郑士明还是离开了人世。

　　21日清晨，5位美军飞行员被安全护送到台州恩泽医院。医务人员对机长劳逊做了截肢手术。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护理，4个飞行员完全康复，劳逊也基本康复。

　　在东京轰炸过后的3个月中，日军在浙江一带大肆搜捕落地的美国飞行员，数百上千百姓因被怀疑藏匿了美国人而被杀害。七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虽然未能全部打捞出当年的战机，却共同唤醒了一段象山百姓冒死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历史记忆以及那份深厚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