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1月1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曾福泉 陈斯音 鲍珍玲)寻访手记：厚重的绿色封皮，正中印着南极洲大陆的地图投影轮廓，上方六个大字“南极考察手册”，下方写着“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这本极富年代感的笔记本，在杨关铭手中已经保存了近34年。每每翻阅，参与中国第一次南极科考的那一个个日夜便重新浮现在杨关铭眼前——1984年，他年仅20岁，是整个考察队里最年轻的成员。

　　首次南极考察总指挥陈德鸿的赠言。

　　1985年，海洋二所全体考察队员在南极乔治王岛合影。

　　这本手册中，除了留有杨关铭在科考期间所做的笔记，更为珍贵的还属第一代南极科考人亲笔写下的赠言，题词者有首次南极考察总指挥陈德鸿、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第一次南极考察南大洋考察队队长金庆明、时任“向阳红10号”科考船船长张志挺等。这些当年勉励“小杨”的寄语，如今已经成为时代的见证。

　　位于杭州保俶北路的海洋二所大院里，矗立着一块南极石，采自东经76度、南纬69度的极寒之地。石下碑文写着：上世纪80年代初，来自海洋二所的科学家代表中国第一次踏上南极洲，拉开了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序幕。

　　1980年至1981年，海洋二所科学家董兆乾就参加了对南极大陆的国际考察。

　　1984年11月20日，“向阳红10号”远洋科考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从上海出发，中国的第一次南极考察由此开启。海洋二所共有28名成员参加，构成本次考察中“南大洋考察队”的主力。

　　1985年1月24日，在经过补给、停靠乔治王岛开始建站后，部分成员组成南大洋考察队，乘“向阳红10号”进行南大洋科考过程中，首次进入南极圈。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正式在乔治王岛建成。

　　现任海洋二所条件保障处处长杨关铭珍藏的这本南极考察手册，记载了实现我国首次南极科考壮举的先行者们崇高豪迈的情怀。那是在返回祖国的航程中，他请同行者们留下的赠言。

　　“为海洋事业多作贡献。”——赠言落款是“首次南极考察总指挥陈德鸿 1985年3月26日于太平洋”。陈德鸿少将此后又两度率队远征南极。

　　“南极辟新宇，考察做贡献。来年东南极，团结再奋战。”——题词的是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2017年，他在央视《朗读者》节目深情追忆科考往事，力倡南极精神。

　　……

　　这些赠言旁边都还印着两个纪念章，分别是“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登陆纪念”和“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纪念”，纪念章里画着憨态可掬的企鹅和展翅欲飞的海鸥。

　　老杨还有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是一张张当年拍摄的老照片：“向阳红10号”、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长城站……如今，当年并肩奋斗的二所战友里，有4人已经永远离去了，还有的在异国他乡，重逢变得很不容易。

　　只是，当年那筚路蓝缕的艰危和为国争光的志气，还深深留存在老杨的记忆里。“我们那一次出海，真正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普通民众去南极旅游都不是难事的今天，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中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所必须具备的探险的勇气。当时随船的《光明日报》特派记者金涛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披露，科考队员们出发前曾写下誓言：如果在南极科考中不幸牺牲，就将遗体安放在那片冰雪大陆上。

　　这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心情不是没来由的。当时的南极科考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一片空白：从上海到阿根廷补给点乌斯怀亚的航线要自己探索；南极冰盖上没有我们的落脚点，一到就要建科考站；进入南大洋，没有卫星云图，全靠经验观察判断天气，很难躲过密集的气旋……

　　1985年1月26日，在南大洋，杨关铭遭遇了终生难忘的风暴袭击。“向阳红10号”陷在狂风大浪之中，整整9个小时无法摆脱。

　　当日深夜，船上的广播突然响起船长张志挺带着浓重绍兴口音的命令声：“关闭所有的水密门，全船任何人未经允许，一律不准上前后主甲板……请注意，再广播一遍……”不少船员在许多年后都还记得那冷静的声音，以及自己紧张的心跳。

　　这条140多米长的万吨巨轮被巨浪拍击得前后左右疯狂摇晃，常常是船头深深扎入水中，船尾则高高翘起，螺旋桨都离开了水面。

　　现任海洋二所后勤服务中心主任的胡钦贤当时在指挥塔里，看到船长双手扒着窗棂，望向极昼中白茫茫的海面，长时间一动不动地思考着。

　　杨关铭说：“我们六七个人呆坐在一个船舱里，谁也不说话，手死死把着护栏。从舷窗看出去，只是一波又一波的海浪。”风浪撕扯着“向阳红10号”的钢板，发出刺耳的“刺啦”声，仿佛下一秒就要将巨轮扯为两半。这恐怖的噪声好几年后还不断出现在杨关铭的梦中。

　　虽然最终成功脱险，但是考察队也深刻领悟到南极气候的反复无常，而又缺乏有效的预报手段，不得不缩减了原有的科考计划。

　　让老一代科考队员们刻骨铭心的灾难性天气，对现在的科学家已经基本不构成威胁。曾成功参与完成中国第31次南极科考任务的海洋二所高级工程师丁维凤说，“雪龙号”配备了专门的气象预报团队，掌握卫星云图等大量数据，可以准确地预报未来一周的天气，足以让科考队做好躲避或应对恶劣天气的准备。

　　30多年来，这样的变化还有很多。让胡钦贤记忆深刻的是，“向阳红10号”离开长江口后就控制用水，近一个月内不能洗澡、洗衣，直到抵达乌斯怀亚。这时船上的蔬菜都吃光了，全体船员出力，从补给地搬了3万斤大白菜上船。海事卫星电话是稀罕物件儿，船员没机会和家人联系，唯一把他们和祖国连在一起的，是每天通过短波收听到的《新闻联播》……现在，科考队员一天的伙食津贴达200多元，“雪龙号”上各种水果蔬菜牛奶咖啡管够，随时都能洗热水澡。丁维凤指导的两名90后研究生也参加了南极科考，他们说：“去一趟南极长胖了。”队员们的手机上装着名为“海信通”的应用，和家里联络不成问题。

　　如今每年在长城站度夏的科研工作者有四五十人。“吃水不忘挖井人”，1985年，中国科考队第一趟去南极就建成了科考站，并且当年就留下了8名队员越冬，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向阳红10号”张开“大肚子”，科考队员们从里面卸下一袋袋水泥、沙子、钢板、房梁……还开出一辆工程车。考察队员和海军战士齐动手，不到两个月，长城站就落成了。海洋二所科学家还给长城站附近的一个小淡水湖泊起了个家乡的名字：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