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1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俞任飞）1999年的除夕来得有点晚。

　　春节联欢晚会上，“下岗”成了年度词汇。宋丹丹饰演的白云大妈自嘲：“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在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强调，要靠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来推动国企改制，解决当前困难。

　　内退，待岗，买断工龄，停薪留职，进再就业服务中心……

　　到1999年年末，累计2440万国企职工下岗，占全国国企职工总数20.7%。

　　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这个年关，有点难过。

　　55岁的程永进，还是会想起20年前的那个春节。那年的1月1日，他停薪留职，离开了工作12年的国企。

　　犹豫7年，他放下了铁饭碗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个决定，程永进犹豫了7年。压倒天平的筹码，源于最后的福利分房。1998年，中央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

　　程永进所在的杭州某重型机械厂，也在敲定最后一次住房分配名单。“当时最火的是三塘40平方米的大房子。”提干2年的程永进是去年厂里的质量标兵，他有所期待，“论资历，论成绩，也该到我了。”

　　程永进落选了，原因不详。很快，他写了停薪留职的申请。多事之秋，程永进离去的消息几乎没有激起涟漪。1998年，因销路不佳，效益下滑，厂里实行“做四休三”，淡季甚至可以休息4天。就在此前，杭州市下发《关于加快市属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意见的通知》，一时间去留未卜，人心惶惶。

　　很多人心里都明白，改制首先就要裁冗瘦身。1998-2001年，据统计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2550多万人。“有些厂本来就困难，整个都没了。”程永进的朋友中，有不少在此后3年的国企改革进程中下岗。

　　转干民营的，穿上了貂皮

　　下岗潮的到来，程永进不算意外。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提出要“重点完善企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失业”取代“待业”，初次进入大众视线。

　　同年年底，濒临破产的国营广州无线电厂裁员1000余人，“下岗职工”一词第一次从广东向外传播。

　　1995年后，程永进频繁听人说起“下岗”。“分往国有老厂的北方同学，陆续有不少人下岗。”1994年起，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部署为“抓大放小”——即“抓住关键少数，放开一般多数”。针对数量众多的中小国有企业，国家制定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的方针。到1996年，全国企业共计破产6232家，超过过去9年总和。

　　年过三十的程永进开始焦虑。除了下岗，伴随着市场化逐渐拉开的贫富差距也让他不安。同学圈里出现了万元户。“单干、接私活、倒指标……总是能听到某某靠这些发了大财。”当时，程永进一年的工资还不到6000元。

　　朋友聚会时，转干民营的个个穿貂皮，坐一块的国企职工被戏称为“布衣桌”。更触动他的是集体宿舍邻居的成功。“95年离职后，他北上下海，生意很快做大。”程永进心里想着，自己也拥有同样的学历、资源背景，“他能做好，我也可以。”

　　三天赚回一个月的工资

　　1987年，本科毕业的程永进没赶上“供需见面”的新就业模式，被分配到杭州。“原本希望进入体制内，不过当时工厂待遇更好。”同时进厂的，有24名大学生，北大、清华、上交、西交，全是名校毕业。

　　进入90年代，经济持续增长，消费能力日渐提高，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伴随国有企业的持续遇冷，民营企业却迎来火热发展。到1994年，《经济日报》称“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板块”，贡献全国超过两成的税收、近半的工业总产值与外贸出口交货值。

　　1993年，“下海”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里出现了26次，与之相对，“分配”“单位”“铁饭碗”被淡化。随着三项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分配）逐渐深入，在当年全国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经验交流会上，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指出，要尽快使国有企业的用人和分配机制与市场接轨，形成职工能进能出、双向选择的机制。

　　那段时间，程永进的同事有人开始私下接活，更甚者离职单干。同车间的工人告诉他：“出去给民企打工，三天就能赚回一个月的工资。”很快，程永进也做了第一次尝试。

　　与几个朋友合作，程永进做起了建筑工程检测。“他们出设备和技术，我负责接业务。”一年下来，接单不多，但收入却赶上了当年的工资。这次经历，给了程永进日后停薪留职，自谋生路的底气。

　　提车第一天在杭州开了个通宵

　　1999年，和程永进同时离开的，还有四五名同事。“被动下岗的很少，多数都是自愿离职。”在程永进记忆中，厂内大量骨干和中坚力量，都在那段时间选择了离开。他后来才了解到，到2005年，当年一同进厂的24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留厂的不到三分之一。

　　程永进的第一次尝试，是建材行业。“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外商，就合作卖起了涂料。”房改开启的住宅商品化时代，把整个房地产市场变成一片热土。“20升一桶的建筑涂料，成本不到600元，卖价却是2倍。”

　　光这一年，程永进赚了30多万元，这高过他此前12年国企工作收入的总和。用这笔钱，他付了新房的首付，并在次年买了第一辆车。“提心吊胆了一年多，提车第一天我围着杭州城，开了一个通宵，终于放下了。”他明白，自己当时的选择没有错。

　　不只是程永进，在他周围，还有不少下岗职工都实现了再就业。“有技术的、有门路的、有办法的，都慢慢走上正轨。”他的感觉没错。

　　到2001年，为扩大就业与保障再就业，全国共建职业介绍机构2.6万个，其中公共就业服务机构1.8万个。3年时间，成功帮助3900万人次实现就业或再就业。

　　回想过去，程永进有时甚至会感激那段岁月。新旧交接尽管阵痛，却给了他和无数人弄潮的机会。

　　新闻深读

　　国企改制，艰难蜕变

　　1998年，注定不平凡。

　　先是洪水，继而又是金融风暴。

　　也是这一年，中国国企改革以“三年脱困”的口号吹响号角。

　　“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国有企业曾经历过异常生死搏斗，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几乎就要灭亡了。”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的话不是危言耸听。情势，刻不容缓。

　　1997年，头两个季度，45%的国企明亏，30%的国企暗亏，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不过806.5亿元，并在一年后进一步滑落至525亿元。改革，势在必行。

　　有人说两三年后，不复有杭叉

　　视野聚焦到杭州。1997年，全市国企首遭重创，国有工业企业（乡及乡以上）数量由1011家跌至760家，缩水近25%。

　　以有名的杭州重型机械厂为例，当时其正遭受自1958年建厂以来的最大亏损。当年工程机械销售额仅3台，销售收入下降80%，总体净利润为负1095万元。

　　当时的杭州叉车厂也一样，效益剧降，人心不稳。这是多数国企面对的时代困境。

　　“那段时间人心惶惶，有人预言两三年后，不复有杭叉。”杭叉集团工会主席王阜西对记者回忆起1996年杭叉人事调动前后那段日子，近1500人的大厂，不少人持悲观态度。

　　1986年，108元的巨额年终奖

　　1956年，杭州18家私营小厂合并为杭叉前身——杭州机械修配厂，后来发展一直不错。

　　1978年，沈剑华分配进厂，和他同年进厂的大批员工在厂里被称为“78师傅”。他们业务精熟，是杭叉的第一批主力。

　　1979年，工厂正式更名为“杭州叉车厂”，主打叉车产品。

　　到1984年王阜西入厂时，杭叉已是明星企业。1986年除夕前夜，他领到了108元的年终奖金。“定级工资的年代，为发这笔巨款，厂长甚至做好了去省里检讨的准备。”

　　职工们斗志昂扬。80年代末，杭叉的年利润冲上600万元，几乎和全厂资产相当。“那时候我们打出口号，一年贡献一个叉车厂。”

视觉中国供图

　　当时，全厂要养活2066张嘴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力主加快改革。

　　这股敢闯敢冒的风气，迅速吹至浙江。在市委组织召开的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上，杭州万向节厂厂长鲁冠球语出惊人：“关键是花钱买不管。”

　　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呼声水涨船高。

　　这次，杭叉的脚步开始放缓。

　　为了避免杭州市第二铸造厂的破产，在相关部门的“拉郎配”下，杭叉吃进了这个“重包袱”。最多的时候，全厂要养活2066张嘴。

　　扩大规模，新建厂房，购置机器，几乎掏空了杭叉的家底。“负债率一度飚到70%以上，营收几乎全用来还债。”王阜西把那几年，笑称是“为银行打工”。

　　最大的转变，还是人心。“大锅饭嘛，我只管15号拿工资，企业生存谁管得着。”这种气氛在逐渐弥漫。

　　种种负担，压得杭叉喘不过气。

　　财务部门员工都不愿冒险参股

　　脱困，首先摆在了1996年空降经理后的公司领导班子面前。

　　1997年，为了应对全国性的国企危机，中共十五大提出“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同年，杭州市也下发了加快市属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97通知》。

　　通知发下后，杭叉主动请缨，要求改制。

　　次年3月，杭州叉车总厂改制方案正式启动调研，历两年至1999年底，才经职工代表大会全体表决通过。通过现金转让、置换工龄等方式，改制后，整个企业由经营者和职工持股会控股。

　　目的很简单，要将工厂与职工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当时管这叫‘跳楼机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认购100万至40万，以下每人不等。“不想担责就别干，”升任中层干部的王阜西需要认购20万，而他几乎没有什么现金。

　　“一开始和家里商量，所有人都反对。”磨了无数嘴皮，王阜西拿出了15万元。为了凑钱，他和很多中高级管理干部一样，抵押了住宅，还向亲戚借了钱。这无疑是背水一战，当时并非每个人都有信心。“做了很多工作，最后还有100多人没有购股。”曾参与组建员工持股会的沈剑华记得，就连当时财务部门的一些员工都不愿冒险参股。

　　但是，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2000年，刚完成改制的杭叉就迅速扭亏转盈。

　　王阜西清楚记得，2002年杭叉全年产量7500台，是1998年的4倍多。

　　如今的杭叉集团在改革中发展。

　　改革最大的好处，就是丢掉包袱

　　1998年到2000年的国企改革，是一次转折。2001年，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基本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其中，全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2300亿元，比1997年增长1.85倍。尽管2000多家企业在此期间被兼并、破产，但劫后余生，430家国家重点企业完成公司制改革，占国家重点企业总数的83.7%。

　　“改革最大的好处，就是丢掉包袱，留下优良资产。”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三年脱困”抓大放小，除保住一批关键核心的国企外，引入民资和外资，盘活了大量家电、纺织、日化企业。在明确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框架的基础上，为未来的改革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后，杭叉又陆续启动两次深度改革。

　　继2016年底实现上市后，杭叉集团正在向世界规模最大的叉车研发制造基地迈进。在去年，世界权威媒体的叉车行业榜单中，杭叉集团上升一位，攀升至全球第八。

　　对于一路爬坡过坎的杭叉和很多国有企业而言，改革，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