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长三角城市群体系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分工更加明确，供给与需求的衔接程度将更加紧密。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逐步改变，城镇化持续推进，区域发展也呈现高速发展态势。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一系列城市群为核心的区域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高质量发展、集约化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7年，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3.01万亿元、8.59万亿元、5.18万亿元和2.75万亿元。长三角地区GDP总量已超过19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23.6%。同时，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除安徽省外，2015年至2017年沪苏浙地区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50%。2017年长三角地区三产稳定在52.5%。根据国外城市群发展经验，城市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遵循“城市第一定律”与“城市第二定律”：“城市第一定律”表明，当一个城市的重化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第三产业转移；“城市第二定律”表明，当第三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面临迎接先进制造业的挑战，先进制造业在提升能级、自主创新和世界市场的份额等方面都会比传统工业有质的飞跃。目前，长三角重点城市正处于“城市第一定律”阶段末期，初步进入“城市第二定律”阶段。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发展的龙头，第三产业占比已接近70%，对长三角区域的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这一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体系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分工将更加明确，供给与需求的衔接程度将更加紧密。

　　长三角作为我国区域一体化最早启动的区域，目前已进入区域一体化的高级阶段——城市群发展阶段,需要次级城市群崛起，更亟需次级城市群的品牌培育。

　　长三角作为我国区域一体化最早启动的区域，目前已进入区域一体化的高级阶段——城市群发展阶段。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长三角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但与世界前五大城市群相比，虽然规模更大，基础设施更完善，但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明显不足。其中，差距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城市群体系的完善程度。国外发达城市群是由不同级别的城市群体系组成，城市群之间的分工体系明确，要素流动基本处于动态平衡，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功能较强，已经形成若干个次区域的地区品牌系列。高质量的次级城市群不仅对区域发展起到明显的支撑作用，而且凸显国家品牌、托起企业品牌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硅谷、好莱坞、中关村、张江等众多耳熟能详的区域品牌名称下，集聚了众多企业，并以区域品牌为引领，推动企业品牌的发展，很多企业以入驻这些区域为荣。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由次级城市群东京、京阪神、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组成，都市圈下面又有东京湾城市群、名古屋地区中小城市群等诸多区域品牌。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下的128公路，形成了环形高技术工业群。

　　实际上，经过多年发展，长三角城市群的四级城市群体系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传统意义上，长三角已经搭建起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等次级城市群的框架，以及苏锡常等三次城市群。近期，长三角大湾区也在规划建设中。各层级城市群体系在长三角区域整体发展战略中处于区域与城市之间，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总体上看，长三角三级、四级城市群体系一直不稳定，如浙南城市群、皖南经济带等一直没有稳定下来，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苏北等城市群正在构建过程中，这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发展阶段是分不开的，城市群的稳定需要进一步磨合。但与国外城市群相比，由于缺乏高质量的不同等级城市群，长三角区域统筹规划布局的能力无法得到很好的释放，往往导致城市战略目标不清晰，产业结构雷同的现象也比较明显。因此，从当前的发展看，长三角需要次级城市群崛起，更亟需次级城市群的品牌培育。

　　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关键是要把碎片化、分散化的要素资源、机制资源和政策资源集聚、融合。

　　一是基础设施布局优化。这方面是长三角最大的优势。长三角已经初步形成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城市群空间布局结构已基本形成，“同城效应”日趋显现。

　　二是要素资源较为平衡合理。一方面，要素资源的布局平衡。主要反映在产业、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公共服务等布局均衡。目前，长三角地区非常注重招商引资，注重产业布局，但对文化、教育、医疗等软要素的布局不够重视。长三角区域的大学、品牌医院、高端文化设施等布局不平衡的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动相对平衡。在国外，要素布局均衡也标志着城市化进程处于成熟阶段，带来人口在就业、居住、生活等方面的流动相对比较平衡，一般不会出现大的波动。长三角仍然处于以集聚效应为主的阶段，长三角作为吸纳劳动力的平台，未来一段时间吸纳人口的趋势会逐步从大中型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其前提之一也是次级城市群的建设逐步完善。

　　三是体制机制相对完善。在国外，城市群体制机制都有一个漫长的完善过程，特别是城市群统筹规划的水平较高。如日本很早就将城市群规划纳入国土规划进行统筹。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从16个城市扩大到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一体化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从经济领域到经济社会全面融合；一体化的合作机制也在不断推进，从2018年开始，长三角进入战略统筹阶段，在已形成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运作”机制的基础上，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层面更高，统筹规划的力度明显增强，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将更加凸显。

　　四是市场开放程度高。市场开放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基础。开放的统一市场才有利于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内的企业发挥主体作用，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和自由选择，从而优化区域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水平。长三角各城市在规则体系共建、创新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治、市场信息互通、信用体系互认等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同时，一些基础性的市场壁垒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体制机制和政策对跨区域市场化的局限和约束仍然普遍存在，对次级城市群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五是文化相融性强。国外城市群发展经验表明，文化融合最终是各级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长久合作的纽带。这一层面往往是我国当前城市群体系构建中最容易忽视的环节，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跑者，长三角理应把城市群发展的轨道率先放到文化融合方面。文化相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打造区域品牌，把城市群内部的文化融入品牌中，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长三角次级城市群实现“弯道超车”、推进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方面。

　　长三角是市场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自下而上的运作已经形成惯例，要以城市品牌支撑次级城市群品牌，以次级城市群品牌优化长三角区域品牌，形成金字塔型的品牌矩阵。

　　要统筹规划。统筹规划是推进次级城市群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提出，未来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第一个着力点就是规划对接，强化功能布局互动，来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发展空间。实际上，长三角是市场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自下而上的运作已经形成惯例，次级城市群统筹规划的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统筹配置资源，更重要的是形成次级城市群共同的战略目标，更好地支撑资源的优化配置。

　　进一步挖掘传统区域品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一系列发展模式，是长三角改革开放的焦点，在新时代应赋予新的内涵，把这些品牌模式融入次级城市群发展。如在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中的苏南模式，浙南、浙中城市群的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

　　加快培育新型区域品牌。在新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植入新型品牌，并加以融合。如长三角大湾区品牌建设过程中，先行先试的浙江特色小镇品牌、杭州的大数据品牌以及传统区域品牌相互融合。

　　突破机制创新的深度和广度。长三角未来的机制创新应更兼顾全面性，要打造开放的大市场平台，积极推进文化相融，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要从品牌集聚中培育企业品牌，以城市品牌支撑次级城市群品牌，以次级城市群品牌优化长三角区域品牌，形成金字塔型的品牌矩阵。

　　【作者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