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1月24日讯 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就要过年了。
过年是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完成写春联、发压岁钱、吃年夜饭这些规定动作。
尽管这些年俗还在继续,但是年味却好像越来越淡了。想来想去,老底子过年为啥这么有意思,可能是那些年节里的细枝末节,被我们淡忘了。
昨天,钱报记者采访了几位老杭州历史研究者,林正秋、曹晓波、孙昌建、仲向平,试着重新拾起杭州人的年俗——
过去的,现在的,还在的,消失的,一网打尽,莫失莫忘。
年夜饭
这两样菜不能碰
杭州人做任何讨彩头的事体都离不开吃。
年三十的这顿饭,许多人等了一年,自然重视,家里所有碗筷都要摆出来,预祝来年人丁兴旺。饭碗数还要成双,如果你吃了三碗饭,必须再吃一碗,哪怕盛一点点也好。
如果有人回不来,他的那份碗筷还要依照辈分安放齐全,不能少一份。
这一桌菜,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不过,很多人家还是少不了两样“镇桌之宝”,就是要撑门面的:一碗鱼、一碗白斩鸡。所以在老底子,餐桌上这两样是绝对不能碰的,就算家里来客人,主客之间也心照不宣。
而春节第一食材,非韭菜莫属。
韭菜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历史,《诗经》里把它拔得很高,上升到“献羔祭韭”的地位。《本草拾遗》也讲,在菜中,此物最温而益人,辛温补阳,春季吃,温补肝肾。春节,南方人的春卷里,会裹进韭菜,在北方,则是韭菜盒子。
中国人喜欢说吉祥话,讨口彩,讲究的人家,年夜饭的菜单也奔着它去。
比如“鲞冻肉”,就是“有想头”;鱼圆也是一定要有的,就是“团圆”;藕有很多小孔,象征“路路通”,搭配黄菱肉、荸荠、红枣做成一道菜,杭州话中“藕”跟“有”谐音,黄菱肉又形似元宝,所以是“有富”的意思;最后还有一道硬菜,莲子、枣子、瓜子、核桃、细沙做成的八宝糯米饭。
吃完饭,孩子向长辈拜年辞岁,长辈给压岁钱,俗称“分岁”。有意思的是,以前杭州伢儿的床头,除了压岁钱,还会挂上橘子和荔枝。第二天醒了就吃掉,便是“开口吉利”。
现在连发压岁钱,都改成了朋友圈抢红包,连澡都不敢洗一个,盯着手机生怕错过一个亿。这算不算新年俗?
做完这一切,彩头还没讨好。人们要用红纸封门,拿两支备好的甘蔗,支在门边,叫“戤(gài)门甘蔗”,因为甘蔗一节更比一节甜,取“渐入佳境”之意。这是老底子杭州人除夕夜最后一道仪式。
烧香祈福
以前要集齐“八寺香”
杭州人过年一定要做的事,就是烧香祈福。
南宋时期,家家灯烛辉煌,香烟不断。从除夕夜开始,城内城外,山上山下,各个寺院庙宇,都挤满了杭州人供的“岁烛”。还有夸张的两百斤重的香烛,吹吹打打,扛入庙中。
过去,正月初八,还讲究烧“八寺香”,就跟我们现在的“集五福”一样,去齐了八个地方才算圆满。八寺,即圣因、灵隐、净慈、昭庆、凤林、虎跑、胜果、海潮。清末,圣因寺被毁,胜果寺荒僻(我们报道过,目前正在做考古发掘),就用大佛寺、玉泉寺来代替。
现在,很多习俗都从简了,但杭州人唯独对“过年烧香”笃行不辍,只不过从烧“八寺香”,转为去灵隐烧头香。
不少杭州人家,年夜饭一吃过,春晚看到一半,就全家穿得暖暖的,一路走去灵隐了。
梅花碑耍子儿
最高频的问候语
杭州人喜欢耍子儿,过年当然也是标配。
“城隍山去过没有?梅花碑去过没有?”这是以前杭州人正月里碰到常用的问候语。
清末,城隍山上有很多茶坊,还可以吃到各式茶点,有一款“蓑衣饼”放到现在,就是网红小吃。
至于梅花碑,仲向平说,最早是秦桧的府第,秦桧死后,由朝廷收回改筑成德寿宫,成了宋高宗赵构禅位后养老的地方。当时的宫内后圃有苔梅一株和芙蓉石一座,才有传世之作梅石碑。过去,梅花碑那一带摊贩云集,新年里还有卖艺的、变戏法的、说大书的、唱花鼓调的。有一家著名的茶坊“同春园”,过年惯例是挂一条龙灯,游客们坐下喝茶,叫“吃挂龙茶”,风靡一时。
不过,这两个打卡圣地,早已不时兴了。城隍山、梅花碑式的寒暄,也渐渐从杭人的言语体系里消失了。
灵峰探梅
梅花开得早又谢得迟
民国后,城站和旗营(即现在的龙翔桥)新开了两个戏院;湖滨和龙翔桥一带的旗营城墙被拆除后,开辟成湖滨公园。这么一来,爱看风景的,逛湖滨、荡西湖、穿梭在苏白两堤;爱看热闹的,去戏院,赶庙会,各得其所。
而现在,荡西湖不再是杭州人过年的专利,每年春节长假,如潮的游客都能把断桥压断。
去荡西湖,杭州人有点慌,但若是去探梅,一定是欣然同往。
灵峰与孤山、西溪,并称为杭州的三大赏梅胜地。清道光年间,一位杭州的地方官拨款给灵峰寺植梅百株,从此,灵峰有了“探梅”一说。
因为是山谷地带,灵峰的梅花比别地开得早,谢得迟。又因地处清静,交通便利,自从上世纪80年代景区恢复后,一直是杭州人在春节里首选的游览地。
春节里的灵峰,腊梅已过盛放期,但香气依旧袭人,白梅正迎来初放,星星点点,而红梅开得正兴,正好应了红梅报春的彩头。
过年小禁忌
不能说的话和不能做的事
会不会说话,会不会聊天,在过年这几天里,也是件大事情。
小时候,大年初一我如果说一句“烦死了”,就要被妈妈翻白眼,然后在桌上“笃笃笃”的——死这种字,是绝对不能在过年期间听到的。
杭州人老早就想出一点恶趣味,来对付童言里的不吉利。在老杭州曹晓波的回忆中,这几天里小孩子说了句不吉利的话,就会被大人用毛纸擦嘴。他小时候也有一段经历,还被拖到门板后去擦。
这个“规矩”还衍化出一个小游戏“毛糙纸揩洼”——揩,就是揩玻璃窗、揩面孔个揩。揩洼,就是揩啥西。
桐乡人丰子恺小时候也爱玩。一个人拿一张糙纸,把另一个人的嘴揩一揩。意思是:你这张嘴巴是屁股,过去一年中所说的不祥的话,都等于放屁。
但是,大家都不愿意被揩,躲来逃去。而揩的人特别坏,你以为他往前门走去了,心里一个放松,谁知道他绕了个圈子,从背后搞突然袭击,终于还是被揩去了。这游戏虽然蛮小儿科的,但是,丰子恺记得,“此时笑声、喊声使过年的欢乐气氛更加浓重了。”
话不能随便讲,有一样东西,也绝对不能随便玩,那就是扫把。
年初一不用扫帚,不倒垃圾,备一大桶盛废水,在那天不能外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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