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5月15日讯 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们要深刻领会“平安”二字的丰富内涵，既要将“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作为平安浙江建设的新目标，更要着眼于化解风险、维护稳定，进一步健全平安浙江建设的社会协同机制，推进浙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今年4月，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在深入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就我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提出了原则要求和具体部署，要求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浙江在防范化解社会建设重大风险上始终走在前列。早在2004年5月，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通过《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开始实施“平安浙江”建设战略。15年来，浙江全省上下秉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力维护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成功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顺利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G20杭州峰会，创造性地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基本实现了“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的目标。

　　深刻领会“平安”二字丰富内涵

　　在平安浙江建设15周年新起点上再出发，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首先需要深刻领会“平安”二字的丰富内涵。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是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是“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间的有机统一和内在联系，综合考虑各方面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使之统筹兼顾，同步推进”的“平安”。平安浙江建设不是就平安论平安，而是把社会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突出强调社会建设对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作用，目的是要通过平安浙江建设创造一个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达到“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状况良好、经济运行稳健、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社会公共安全、人民安居乐业”的目的。防范化解社会层面的重大风险，旨在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与平安浙江建设的目标举措融会贯通、浑然一体。

　　当前，浙江已经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社会安全满意度调查前列，城镇常住居民收入连续18年名列全国省（区）之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34年名列全国省（区）之首，实现了平安建设的既定目标。另一方面，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不仅要将“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作为平安浙江建设的新目标，更要着眼于化解风险、维护稳定，进一步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推进浙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极应对社会治理新挑战

　　与传统公共管理注重效率、秩序的价值导向不同，现代公共管理不仅关注效率、秩序等价值问题，还更加关注公共管理的成本、效益、效能、公平性、回应性、透明性、参与性等价值目标。为倡导更高质量的公共管理，现代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理论把成本、效率、效益和公平作为考察公共部门绩效的四个核心指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成本意识、效益意识、公平性、回应性等存在某些不足，社会治理的成本意识有待提高，对社会治理的效率关注较高，而对其效果、效益和效能重视不够。以现代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理论为参照，结合新时代平安建设的实际要求，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至少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基本内涵：一是高技术、高参与、高法治；二是高专业性、高透明性、高回应性；三是低成本、高效率、高效益；四是高标准、高安全感、高满意度。

　　未来已来！我们需要对一些纠结多年的老问题、形势变化引发的新问题以及前瞻性的发展问题，作出思考和应对。社会治理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其重点是要保障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治安安全、信访安全、生产安全、公共安全，及时防范与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打造平安浙江。

　　在政治方面，社会转型理论研究者认为转型期往往是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凸显期，浙江虽然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转型，但未来依然有可能出现各种政治矛盾和风险。

　　在经济方面，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已经表明，逆全球化、贸易保护、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等可能导致的企业、技术、产业、金融、市场风险等，将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浙江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在社会方面，浙江尽管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治安、信访、生产和公共安全形势整体向好，但基层各种矛盾纠纷、危机事件、基层“微腐败”等短时间内依然难以根除，而且可能相对更为隐蔽；生产安全、公共安全等社会风险客观上难以避免，相较于传统的生产安全事故、公共安全事件，一些现代设施可能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公共安全事件等的危害甚至更大。

　　聚力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针对上述发展趋势，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我们必须做到：

　　维护政治安全，除必须防范的各种政治风险外，既要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要求，积极推动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又要防止基层政治参与和社会组织发展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推进法治基础上的有序政治参与，尤其要防止披着“民主”外衣的各种民粹思潮可能带来的国际国内负面影响。

　　保障经济安全，进一步加强前瞻性的产业安全预警研究，科学规划产业政策，实施实体经济振兴战略，及时规避各种可能的经济、金融、市场和产业风险。同时，加强国际法律、技术、行业和市场规范研究，引导企业科学发展、规范发展、有序参与各种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在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防止可能的政治、经济、金融、技术、法律和市场风险。

　　聚焦社会安全，可以未来社区建设为主要载体，进一步创新社区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改进和完善网络管理模式，广泛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实施更有效率、更为精准和科学的社区治理、生产安全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同时，需要创新信访和基层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尤其是要改革、完善、提升“枫桥经验”和“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倡导在既有制度体系和法治框架下解决各类信访和矛盾纠纷问题，打造升级版的法治型“枫桥经验”；进一步探索“三治”高度融合的“共治”模式，创新“三治”促进机制，如增加诚实守信者的银行授信，鼓励守信行为，促进“三治”走向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还应加强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体制机制建设，建立防范重大风险预警和应急反应机制，及时发现、处理各类可能的重大风险，为“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安定有序的政治社会环境。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