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5月3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黄珍珍）浙江近日发布的一组关于社工的火热报考数据引人注目。据省民政厅统计，在前不久的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中，我省报考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以10.7万人位居全国省份首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工的就业却并不如意。一方面社工机构招不到合适的社工人才，另外一方面高校社工专业毕业生却因为工资待遇较低、社会地位不高等原因不愿意从事社工工作，即使毕业后从事社工工作的大学生，也有不少人很快会去寻求其他岗位就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冷一热？记者日前走访我省杭州、嘉兴等地，采访了多位一线社工、专家学者，探寻这背后的问题所在。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多元性”、需求“多样化”日渐凸显，建设一支能及时发现和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十分必要，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报考社工证。与此同时，我省社工总体待遇及社会地位依旧偏低，专业社工缺口大、社工机构规模普遍较小、服务领域不够广、服务项目持续性欠缺等问题也成为社工就业的重要制约因素。

青少年社会工作中，嘉兴孝慈社工在社区开展“三点半课堂”，与双职工家庭孩子们交流。

　　报考热

　　有鼓励引导还有情怀

　　“社工到底做什么？”29岁的嘉兴小伙子张伟的回答十分有诗意——“拨开乌云见太阳”：关注容易被社会忽视的特殊群体，用专业服务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让他们重拾信心，笑对生活。

　　5年前张伟从浙江树人大学社工专业毕业，如今是嘉兴市孝慈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一名社工。“对有情怀的人来说，这份工作确实很有吸引力。”说起自己的职业，张伟眼睛里闪着光。他认为，虽然近几年我省社会工作发展较快，但人们对社工的了解还是有误区。“有人把我们当作社区工作者，或者是免费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张伟解释说，实际上，社工是一种专业助人的职业，在西方国家被誉为“社会工程师”。

　　张伟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失独妈妈的故事。张伟和同事第一次来到杨妈妈家时，直接被“请”出了家门，杨妈妈态度冷漠地说：“我不需要别人同情。”但社工们没有气馁。他们一边认真研究背景资料，一边等待时机寻求突破口。一次机缘巧合下他们得知，自从儿子去世后，杨妈妈再也没有过生日，而几天后就是她的生日。于是在那一天，社工们再次到访并拿出准备好的蛋糕，惊讶与惊喜慢慢地在杨妈妈脸上化成了感动。之后的交谈中，杨妈妈慢慢敞开了心扉。一次次的相处中，张伟发现，杨妈妈一直生活在自责和愧疚中，认为快乐是对儿子的背叛，并主动给自己贴上了“低人一等”的标签。社工们邀请她参加失独母亲群体户外活动，不断纾解她的负面情绪，帮助她建立积极的心理状态。令张伟欣慰的是，现在的杨妈妈，不但走出了心理困境，还从受助者转变成了助人者，带头成立了失独群体互助社会组织。杨妈妈说：“有时想起儿子，依旧会心痛。但痛是因为爱还在，而这份爱她要传递给更多人。”

　　“社工考试热，意味着人们对于社会工作方法愈加重视。”浙江工商大学社工硕士教育中心主任马良注意到，近年来我省报考人群中除了社工专业学生、社区转型的社区工作者之外，还出现了不少社会工作相关领域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身影，如民政、司法等单位工作人员，甚至还有教师和医务人员等。“很多单位鼓励员工去报考，可以学到一些社会工作方法，让员工在工作中用专业理念、知识和方法开展社会服务、协调利益关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马良说。

　　也正是看到了巨大的需求，近年来，我省多地纷纷制定出台奖励扶持办法壮大社工人才队伍，如对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社工岗位的持证人员，按等级给予1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奖励等。去年，全省各地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资金达2亿元，新增社会工作岗位8000多个，通过提供服务场所、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补贴奖励等方式，积极扶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成立和发展。截至2018年底，我省共有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4.8万多人，社工服务范畴涵盖社会救助、慈善、医疗、教育、青少年服务等方面。

　　2019年3月19日是第13个“国际社工日”，在温州龙湾区河泥荡公园，社工与居民一起参加“快闪”表演。拍友 苏巧将 叶晓东 摄  

　　就业冷

　　待遇地位低发展受限

　　与社工证报考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就业上却存在着“社工荒”。社工项目负责人胡林芳现在正为招不到社工人才而发愁。

　　今年3月，胡林芳所在的嘉兴阳光家庭社工事务所公开招聘2名专业社工，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合适的社工专业人选。阳光家庭社工事务所是我省首家社工机构，成立于2009年底，主要服务方向是为妇女儿童群体及司法社区矫正。“社工是个多面手，除了服务之外，还要会跟项目、写文案。前来应聘的多数都是非专业出身的持证人，没实践经验难上手。”胡林芳告诉记者，专业人才缺乏是当前社工行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那么问题来了，那些社工专业人才去哪了呢？嘉兴社工沈荺就是一名省内某高校社工系毕业的大学生。10年前，她刚毕业时，我省社会工作刚起步，社工机构寥寥无几。“岗位少，工资低，当时的工资一个月就只有1800元左右，而其他公司职员月收入都有3000多元。”沈荺告诉记者，当初他们社工系共有40多个毕业生，如今坚守社工岗位的只剩下她和一名桐乡的同学两个人了。

　　与10年前相比，如今省内高校社工专业就业状况依旧没有太大改善。“我们一个系30多个学生，大一大二10多个人转了专业，最后毕业的不到20人。”马良告诉记者，按省内各大高校社工系学生人数测算，今年全省社工专业毕业生不到500人。目前省内一线社工平均工资仅4000元左右，愿意当一线社工的毕业生少之又少。“而在社工行业成熟的香港地区，一名高级社工年薪可达百万元。”马良说。

　　此外，我省社工机构普遍规模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工行业发展。以省内社工行业发展领先的嘉兴市为例，截至2018年底，嘉兴市拥有各类备案社工服务机构1341家，持国家级社工证人数8064人，占常住人口比例的1.75‰，均位列全省首位。调查显示，该市活跃的社工机构占比仅三分之一，规模较大的社工机构拥有社工人数仅20人左右。而上海、深圳规模较大的社工机构，社工人数一般多达500名至1000名。

　　一位社工机构负责人透露，当前社工机构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金来源单一、缺乏自我造血能力。“社工机构越来越多，政府项目有限，竞争越来越激烈，成熟的社工机构有稳定的项目源，规模小的社工机构没项目更招不来人。”该负责人说，由于项目稳定性不足，一般仅持续一年，有的机构今年项目多招兵买马，明年项目少便开始裁员。

　　浙江省之江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总干事文扬认为，行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一线社工流失。“一般社工机构培养一名专业社工至少需要3年至5年，一些社工工作几年后就去寻求更好、更稳定的工作机会，如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去基金会。”文扬说。

浙大一院医务社工带领志愿者去患者病房探访。

　　破困局

　　探索新模式打造品牌

　　一边是巨大社会需求带来的报考热，一边是多种因素制约造成的就业冷，我省各地各单位也正通过探索专业服务新模式、打造专业服务品牌等方式来破解这一困局。医务社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袭白大褂，长发高高扎起，26岁的肖矿走在医院里，看起来与医护人员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她是一名医务社工，拥有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就职于浙大一院医务社工部。医院里成立社工部，培育专业医务社工，这在省内还比较少见。“省内社工机构涉及医务方向的很少，直接购买服务目前对医院来说不太现实。”浙大一院医务社工部相关负责人王颖告诉记者，去年5月浙大一院在省级医院中率先成立社工部，在志愿者管理工作的基础上，通过病房关怀服务在院内逐步开展专业医务社工服务。

　　“一般情况下，患者及家属在各项手术前都会很担忧，尤其是像器官移植等较为复杂的手术。而医院的工作人员更多会将关注点放在患者疾病本身。”肖矿说，医务社工在患者、医院和家属之间，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对于增进医患沟通、助力病患康复有很大作用。社工部成立后，医务社工开始尝试带领浙江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实习生走进病房，通过个案服务缓解患者与家属的紧张焦虑情绪，开展临床社工服务。

　　医院通过自我创建，由医务社工带领志愿者参与社工服务的模式，为我省医务社工行业开拓了新的发展方向。而面对过度依赖政府购买服务导致的“供血不足”，一些社工机构也开启了新的探索。由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树人大学社工系负责人联合创办的浙江省之江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已突破单一的社工服务模式，通过本土社会工作人才督导、社会工作教育培训等项目实现自我造血。

　　“社会工作重在持续性。政府部门应当出台相关文件将专业社工服务纳入基本购买序列，保障项目服务周期，建立社工服务行业的规范。”马良认为，未来，专业社工服务应该像养老服务一样嵌入社区，社工机构也应当明确自己的服务领域，打出品牌，提高服务的专业性。

　　深一度

　　关键是提升专业水准

　　陈建胜

　　当前，社会工作呈现需求多、考证热与社会工作机构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者需要学习诸多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课程与实务解决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专业壁垒和不可替代性，因而社工的重要性就会提高。而在我国，只需通过一个考试就确认其为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专业性和职业体系建设不足，相应的工资待遇与职业发展就会受限。

　　如何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我们可以在社会工作教育和继续教育层面、实务开展层面进行规划设计，强化社会工作专业化路径。其次，可以尝试推进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建设，如开发党政部门社会工作岗位等。

　　尽管近几年，我省政府资金增加了对社会工作的投入，一些地方也建立了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职业津贴制度，但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投入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可借鉴我国香港及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建立和落实政府购买服务常态化机制，推动企业、慈善、个人等社会捐助及其社会工作付费机制的发展，使社会工作资金有保障、发展有预期。如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各自投入建立社会工作跨界基金，用于社会工作人才培育、机构与项目发展等。

　　在具体的社工服务中，我们需要探索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当社会工作的重要性与介入性能力提升时，社工待遇和政府、社会认可度也会相应增加。如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中，发展以“资产为本”的社会工作、社区产业营造、社会组织培育等注重经济服务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发展性”社会工作；在智慧治理与服务领域，构建“互联网+社工”或“智慧社工”服务模式等。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