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6月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陆乐）风从“浙里”来。散落在浙江大地的一个个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张张金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多年来，浙江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协调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与新农村建设。如今的浙江乡村，一户一风景、村村有法宝。徜徉在江南山水间，诸暨“枫桥经验”、桐乡“三治融合”、象山“村民说事”等一大批乡村治理的经验做法，为推动农村安定有序、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怎样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有效途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如何让干部群众心连心，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日前，记者走访各地，探寻浙江乡村治理的“振兴密码”。

　　民事民议 民事民管

　　6月5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首批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象山“村民说事”、桐乡“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宁海“小微权力清单36条”等3个来自浙江的案例入选。

　　“村民说事”发轫于2009年初。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村民说事”制度已在象山18个乡镇（街道）、490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召开说事会10720次。

　　如今，“村民说事”制度正在象山之外开花结果。在余姚，干部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心贴得更近了，村里的矛盾纠纷大大减少；在慈溪，党员干部利用晚上时间与群众面对面交谈，化群众“小圆桌”为干部“办公桌”；在宁波江北，“村民说事”下沉到基层网格、上升到微信网格群，设立了“说事长廊”“说事亭”等载体。

　　如果说10年的坚持和发展铸就了今天象山乡村治理的新格局，那么全省上下对“枫桥经验”几十年如一日的探索和发扬，则是浙江乡村治理的重要法宝。

　　上世纪60年代初，诸暨市枫桥镇依靠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枫桥经验”的内涵更为丰富：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有力武器。

　　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村委会主任俞小平满脸自豪：“十多年来，余村零上访、零诉讼、零事故、零刑案，村两委干部零违纪，靠的就是‘枫桥经验’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

　　对余村的治理经验，曾担任过余村村党支部书记的胡加仁总结：“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坚持村干部和村民劲往一处使，十几年如一日，实现了和谐绿色的发展。”

　　如今在余村，村子为村民提供普惠的托底公共服务，涵盖劳动就业、卫生服务、养老保险等13项内容。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人均收入分别由2005年的91万元、8732元增加到2018年的471万元、44680元。

　　三治融合 共建共享

　　6月5日上午，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文化礼堂内，一场“百姓议事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们商议的是村里第二届“三治最美家庭”的评选标准。

　　要成为“三治最美家庭”并不容易，村民不但要符合屋舍整洁、家庭关系和谐等要求，还要得到“百姓议事会”“道德评判团”等组织的认可。

　　“如今，村中大小事都离不开‘一约两会三团’。现在，老百姓的话语权多了，邻里间的纠纷少了，村里的环境更美了。”越丰村“道德评判团”成员沈菊芬介绍。

　　所谓 “一约两会三团”，指的是“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和“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以“一约两会三团”为载体，自2013年以来，桐乡市率先试点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实现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治理格局。

　　谈到“一约两会三团”的作用，高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董国熙感慨：“干部做群众工作的信心增强了，群众对政府、干部的信任度提高了，发展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

　　在距越丰村不远的梧桐街道桃园村，62岁的村民顾兴堂走进了村法律服务室，向当天在此坐班的“村法律服务团”成员陈珊珊咨询欠款回收问题：“别人欠了我几万元，说年内还清，如果对方还不清，我能不能起诉？应该如何起诉？”陈珊珊是桃园村对口的公益律师，每月5日和10日，她都会到村里坐班，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平时，村民也可以随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她进行法律求助。

　　在得到陈珊珊的解答后，顾兴堂安心地说：“村里有了‘法律服务团’，太方便了，我们心里很踏实。”

　　2018年6月，全省“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提出，努力打造“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浙江样板，建设“三治融合”村（社区）示范村2000个。据统计，在“三治融合”治理模式下，2017年全省通过平安建设信息系统受理和流转处理矛盾纠纷、安全隐患、民生诉求等事项189.7万件，平均日处理1.46万件，其中95%以上矛盾纠纷和问题在镇村两级得到妥善解决。

　　数据跑路 便民惠民

　　6月3日下午，在余村村的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内，工作人员朱迪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六块液晶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村庄各个角落的实时监控画面。

　　在其中一个监控画面中，一辆在村口违停的小客车格外显眼。只见朱迪熟练地操作电脑，将这条违停信息发送到了村口交警的手机上，不到5分钟，这辆违停的小车便在交警的指挥下开走了。

　　2016年，余村建立了全省首个村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通过网格员及时收集处理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和便民服务“四个平台”的信息，把矛盾尽可能解决在萌芽状态。

　　余村的综合指挥室顺应了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鲜明导向，也符合我省大力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工作要求。

　　截至目前，我省共划分10.9万个网格，配备23.4万名专兼职网格员。他们走村入户，通过浙江政务通APP、12345热线等渠道，及时收集反映各类问题，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让百姓生活更便利，也是乡村治理努力的方向。这几年，全省不断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网上服务平台建设，逐步形成了网上服务和办事大厅联动、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服务模式。

　　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介绍，在该村，群众可以直接在网上或村党群服务中心，办理包括户口、社保等相关业务46项。今年村党群服务中心共为247人次线下办理业务。

　　在余村中心村，有一家名为“青舍”的民宿。据回乡创业的民宿老板胡青宇介绍：“2017年民宿开张前需要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当时我咨询了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把需要的材料备齐，他们就替我全程代办了。连上门检查都是各部门联办。”

　　大数据进村，也让村务工作变得更加透明。通过省里搭建的“美丽乡村信息平台”，余村村民可以在家中通过电视查看村务情况。“通过数据的共享，村民可以随时随地监督我们村两委班子，无论是财务报表，还是支出凭证、原始票据，都能在电视上通过点播查看。”汪玉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