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7月17日讯（浙江在线通讯员 颜新文 刘一霖 记者 吕玥）“我自愿接受党的一切考验和审查”。

　　35年前，吴水霖曾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中写下这句话。

　　35年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这名64岁的湖州市政协原主席在最后陈述时再次提及这句话时，等待他的已是法律的审判。

　　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18年10月间，被告人吴水霖利用担任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湖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工作调动、假释审批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以合作投资、挂名领薪、代付款项等形式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14万余元。

　　7月11日，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吴水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对其已全部退出的受贿所得人民币431万余元、港币100万元、美元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吴水霖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此前，省纪委省监委在对吴水霖的通报中，曾连用毫无党性原则、毫无底线意识、毫无廉耻之心三个“毫无”形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名曾经的领导干部沦落到这个地步？

　　心存侥幸：

　　“过去一些做法都做了规避，组织上未必清楚”

　　大多数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存在侥幸心理，在这一点上吴水霖也不例外。

　　“组织这么大，很难知道得那么清楚、那么全面。所以，只要多加掩饰，组织是不可能掌握所有情况的。”这是吴水霖忏悔书中的一段，也是他侥幸心理的真实写照。

　　吴水霖自认为“心思缜密、考虑周全”。长期以来，他在与别人的经济往来中，全部使用现金，目的就是不让组织从账面上发现问题。为了掩盖个人行踪，在车改前，他实际有两个驾驶员，一个由机关事务管理局指派，一般公务活动都由这名驾驶员负责；另一个是他自己物色的，上下班以及处理私事的时候就让这名驾驶员开车。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太多，吴水霖对身边人织起一张“防护网”，他从未把办公室钥匙交给历任秘书。哪怕买一间单身公寓，也以他人名义“代购”，这样既不用向组织进行房产申报，也可以在里面处理些私事。

　　平时对组织日防夜防、百般规避，一旦东窗事发，吴水霖就选择全面对抗、大量串供。

　　2014年，省委巡视组巡视湖州期间收到举报，反映吴水霖向某老板借款50万元长期不还的问题。巡视组向其了解情况时，他与儿子吴某统一口径，并指示吴某将本息共计100万元迅速归还该老板，“有惊无险”地躲过此事。

　　2018年9月至10月，在省委新一轮巡视中，吴水霖得知巡视组在了解浙江某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有关问题后，担心自己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楼某某贿赂的问题败露，赶紧把在杭州创业的儿子叫到湖州商量对策，并教儿子如何“应付”组织谈话。在纪检监察机关找其儿子后，他“主动”向市委书记“说明情况”，却连用“3个从来没有”和“12个任何情况”搪塞，一次次失去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机会。

　　漠视纪律：

　　“认为纪律是对着别人，而不是对自己”

　　时至今日，吴水霖还清晰地记得26年前第一次违规违纪的情形……

　　那是1993年，吴水霖被组织安排外出学习，其间结识了一名经商的朋友，由此迈出了违纪的第一步。“当时，心里感到很沉，很对不起组织。回到学校，一进校门顿觉磨盘压心，脸上发烫。”然而，纪律的防线一旦突破，欲望的洪水便汹涌而出。很快，那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便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认为在外地人生地疏，组织上也不知道、管不了，不会有什么事。

　　“轿夫湿鞋，不复顾惜”。外地学习结束回去之后，吴水霖内心深处对纪律、规矩的敬畏感渐渐消减。思想上无禁忌，行动上便不自重、不检点、不节制。到后来，讲纪律、守规矩这些话，吴水霖也就在开会、学习时说说，总认为“纪律是对着别人，而不是对自己”。甚至错误地以为一些违纪问题只是小问题，即便组织知道了，也不外乎批评几句、谈个话、写个检讨、给个党纪处分。

　　然而2010年，一个吴水霖眼中的“小问题”却给他带来了大危机。

　　社会人员凌某偶然得知了吴水霖违反生活纪律的问题，并扬言要到网上曝光。惊闻此事，吴水霖既不敢对外声张，更不敢向组织汇报，想来想去觉得只能找人“私了”。于是，他便让一名受过自己帮助的曾经的下属、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副书记徐某某（已另案处理）出面解决。徐某某为替老上司摆平此事，前后共支付给凌某68万余元。

　　丑闻总算被掩盖掉，但问题的性质却更严重了。那68万余元实质就是变相受贿，这一下，生活纪律问题演化成职务犯罪，吴水霖在犯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爱子不当：

　　“年过半百以后，想自己、想孩子多了”

　　梳理吴水霖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可以发现大部分都发生在他50岁之后，且其违纪违法的金额，超过一半直接与儿子吴某有关：2004年，向老板汤某某借钱50万元用于给吴某做生意，直到10年后省委巡视组过问此事才归还；2007年，接受老板楼某某以“投资”的方式为吴某的公司提供资金200万元，2006年至2018年期间，吴某在楼某某的公司领“空饷”共计64万余元；2010年，向老板丁某某“借款”100万港币，用于吴某炒港股。

　　“我前半生因为工作，对儿子关心很少，基本没时间陪他。”基于这种补偿心理，当2001年儿子从国外读书回来后在杭州创业受挫时，吴水霖决定尽一尽“做父亲的责任”。

　　为“保险起见”，一向谨慎的吴水霖将目光锁定在了湖州有项目的杭州老板，并将这些受过他帮助或日后可能还需要他帮助的老板介绍给儿子，频频暗示他们要对儿子的生意多加“关心”。不过他拒绝采取收受干股这类“容易暴露”的方式，代之以“投资入股”等相对隐蔽的手段。即便是为行贿人所办的事项，也大多是企业经营、款项支付、职务晋升等“风险相对较小”的事。

　　尽管花样各异、手法不同，但实质就是为了一个字——钱。正如吴水霖自己所说，“年过半百以后，想自己、想孩子多了，从自私自利发展到违纪取利、以权谋利”。

　　然而是爱是害，答案已然明了。开庭当天，公诉人的起诉书还没宣读完毕，旁听席上一名三四十岁的男子便快步走出法庭，到走廊上掩面抽泣，他正是吴水霖的儿子吴某。而在最后陈述阶段，吴水霖在提及自己母亲时也痛哭流涕，回忆“被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干部不久，母亲就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嘱咐我要好好工作，一辈子听党的话，为她、为家庭争光，但现在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只是这些泪水，都到得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