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9月22日讯 3000多公里，这是杭州到敦煌的距离。

　　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高速”时代，两座城市之间的相互抵达，也说不上快捷。但是，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杭州到敦煌，又异乎寻常地近。

　　9月19日傍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三位学者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有一场小聚，他们在聊一套书的进程，其间，就说到杭州与敦煌之所以“近”的缘由。

　　这套书是“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三位学者是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涌泉、刘进宝，他们还有两个共同的身份：敦煌学研究专家、“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主编。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以一人一书的形式，收录了浙江学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全面总结了他们在丝路敦煌学方面的成绩。书系首批为40册，分四辑出版。2016年推出第一辑，第二辑中的各册，正在编辑过程中，将于今明两年陆续推出。

　　浙江学者

　　逐世界学术之新潮流

　　这次看似平常的聊天，清晰地串起了一百余年来，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上的前赴后继。

　　在“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的总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流散而兴起的“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的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导夫先路”，几代浙江学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奋随其后，薪火相传，从赵万里、姜亮夫、夏鼐、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大家，到王仲荦、潘絜兹、蒋礼鸿、王伯敏、常沙娜、樊锦诗、郭在贻、项楚、黄时鉴、施萍婷、齐陈骏、黄永武、朱雷等著名专家，再到徐文堪、柴剑虹、卢向前、吴丽娱、张涌泉、王勇、黄征、刘进宝、赵丰、王惠民、许建平以及冯培红、余欣、窦怀永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也有各自的学术传承与治学品格，在不同的分支学科园地辛勤耕耘，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因为这些名字，杭州以及浙江，拉近了与敦煌的距离。

　　跟随专家的讲述，我们回到1900年6月22日。

　　这一天本应很平常，但是，莫高窟藏经洞在这一天重新面世，震惊了世界。随后，从斯坦因到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团、俄罗斯的奥登堡考察队等纷纷开启了有“预谋”的造访，大量珍贵古代写本流失海外。

　　在这个过程中，敦煌学迅速形成。那么，敦煌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问？陈寅恪先生曾用一句话总结——“燉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句话，包含着两个关键词：世界学术、新潮流。

　　脚踏实地而又敢于创新的浙江学人，必然是中国学者中首先冲入这一洪流的群体。

　　1909年，浙江上虞人罗振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最早的敦煌学论文《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1920年，浙江海宁人王国维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了《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和通俗小说》，被认为首开敦煌俗文学研究之风。

　　当然，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里，远赴欧洲寻访敦煌写卷的人并不多，姜亮夫先生是其中一位。1935年8月7日，姜亮夫自上海登船，去往巴黎。

　　姜亮夫晚年曾数次与柴剑虹谈及他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抄写敦煌卷子的情景，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含辛茹苦，废寝忘食。

　　海外访书非常艰难，姜亮夫其时的寻访往事，在诸多资料中也有记叙。比如，在《四十自述》中，姜亮夫称，对于流落西方的东方宝物，西人“不甚欢迎东方人士游览”。经费问题也是限制访书的重要因素，巴黎博物馆拍摄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文史大师姜亮夫》一文中称：“为了多拍些照片，姜亮夫每天只吃干面包喝白开水，晚上回家也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而且经卷处理和抄写工作极为费力，“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为此姜亮夫想了许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临描。这项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

　　访书不到两年，姜亮夫的“视力下降了600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视力已经衰减到只能勉强辨认眼前的指影，“但每当他对我讲起在欧洲的辛劳，便双目炯然有光，流露出无悔的刚毅神色。”柴剑虹在书系分册《丝绸之路与敦煌学》中这样写道。

　　学术继承发扬

　　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郭在贻先生是姜亮夫、夏鼐诸先生之后的又一代学人。

　　上世纪80年代，郭在贻与弟子张涌泉、黄征合作撰著“敦煌三书”——《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吐鲁番俗字典》《敦煌变文汇校》。让人悲痛的是，1989年初，正当 《敦煌变文集校议》全书即将完稿的时候，不到50岁的郭在贻匆匆离世。

　　张涌泉在文章《走近敦煌》中提到老师留给自己和黄征的遗嘱，其中有一句话——“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规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

　　郭在贻先生离去之后，张涌泉、黄征等弟子，开始了又一代人的研究之路。同时，在诸多友人的帮助下，将郭先生的遗稿整理结集为《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郭在贻敦煌学论集》 《郭在贻文集》《新编训诂丛稿》，并先后出版。

　　浙江敦煌学研究学者对学术传统有一种自觉的继承——在2002年5月“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赵和平先生曾在论文中说到这一点。

　　“王国维去世后，赵万里编辑《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郭在贻、蒋礼鸿、姜亮夫等先生故去后，张涌泉、黄征等又继承了他们的学术传统，将其发扬光大。”赵和平认为，这种自觉的学术传统，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又是浙江敦煌研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根本。

　　“我从小生长在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与大漠孤烟、戈壁绿洲的丝路‘咽喉’敦煌，究竟因何结缘，也是我长期以来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故乡在杭州的柴剑虹也在想这样的问题，这其中有一些个人原因，但他同时认为，“作为一个浙江籍的学人，还应该不局限于个人的身世，而需要联系19~20世纪的浙江及全国的人文背景，特别是一批浙江前辈学者的政治与学术思潮，去认真探究浙江学人与遥隔万里的丝路敦煌的关联。”

　　可以说，罗振玉、王国维、蔡元培等先生，以及后来的常书鸿、樊锦诗，一代代浙江学人，继承国学的好传统，同时，他们不保守，乐于接受新的文化学术思想。这些成为一种文化特质，影响着一代一代人。

　　而且，那些奋进的精神不老。

　　如今，柴剑虹与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对两位伟大女性的形容，最直观的一个词就是“忙”。

　　不久前，柴剑虹与常沙娜见了一次面，依然为敦煌研究奔忙着的常沙娜对他说：我不知道我都88岁了！

　　而10月14日，柴剑虹要陪樊锦诗去一趟巴黎，刚刚获得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樊锦诗要去巴黎领一个与敦煌有关的大奖。

　　那么，回到为什么要出“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这个话题？

　　既然陈寅恪先生说敦煌学是新的潮流，而且是世界学术新潮流，跟浙江的学者关系密切，那么，做这本书就是使这个新潮流在浙江能够继承和发展下去。“过去我们这么好，应该让今天更好。”柴剑虹说。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宋旭华、王荣鑫对本文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