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3月1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施力维 徐坊 通讯员 陈锦青 费彪)一个多月来,你一定记住了这些场景:小区和乡村入口的测温,电梯间新添的消毒纸巾,给隔离家庭备妥的物资,村里大喇叭中村干部的温馨喊话,街边横幅上硬核却亲切的防疫标语……这些让你心头一动的生活细节,已经渗透在浙江基层战“疫”每一个井然有序的环节中,带给人们安全感。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浙江基层14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33万名网格员、众多志愿者坚守一线,构筑起人民防线;全省2.4万余个村(社区)联防联控,成为抗击疫情的坚强堡垒。
一扇扇“小门”背后,是省域治理的“神经末梢”,蕴藏着基层治理中管理、服务、组织、联动、引导等多重看似微小琐碎却精妙关键的环节。疫情防控的“大考”,基层如何通过测试检验?实战的锤炼,社会治理共同体如何构建?
绣花功夫“织”出坚强堡垒
五个关键步骤、十多项分支举措、近百个处置方法……一张密密麻麻却严而有序的思维导图成了“网红”,里面的每一步正是杭州小江社区一个月来的疫情防控工作。
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在基层,疫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基层。自1月23日上午浙江省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一级响应,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我省成千上万个像小江社区这样的村、社区,陆续进入战斗状态。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在防疫时期承担了繁巨的任务。村社区党员、干部人员数量有限,每个人并非三头六臂,“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需要科学得当的战术。
在第一波紧急性应对“防输入”中,摸排工作有序开展,靠的正是“网格化”。多年来,浙江基层治理的绣花针,在城乡社区中穿针引线,织出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治理网,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50万人、59个社区,摸清底数要多久?湖州市吴兴区只用了两天时间。当地首创“洗楼”排查,全区化整为零,划成了538个网格,网格员和下派的党员干部、志愿者,日夜奋战,两天时间把全区的居民楼彻底“洗”了一遍。
吴兴区副区长金斌斌说:“网格员一个个格子爬,一栋栋楼‘洗’,再把数据上传到云端网络,实时动态跟踪。底数清、动态明,疫情阻击战就越打越有底。”在全省,33万名网格员队伍,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每一个网格都是“寸土必争”的激战前线。
“网格化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它将被动应对变为主动发现问题,为防疫抢得了宝贵的先机。”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说,浙江较早在全国开展网格化建设,专职网格员日常调解社会矛盾、邻里纠纷,本身就对网格内的情况熟悉,实现了在紧急状态下做到快速反应。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防线,需要最有力的“战士”,需要善于和居民沟通,又能统筹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社区组织等行政、市场多方力量的“小巷总理”。浙江的基层党组织有一批政治过硬、适应时代要求的党员干部,使乡村、社区在一次次考验中实现快速动员、快速响应、快速执行。
在防控疫情一线,他们拿出了硬核却又不失温情的举措。余杭区东湖街道星光社区针对居家隔离家庭,成立了4人一组的服务队,定时配送生活物资、清理垃圾,保障居民生活。“大家经常和隔离家庭交流沟通,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社区党委书记王承伟说,元宵节当天,党员、网格员还打开手机摄像头,与居家隔离家庭唱歌互动,来了一场暖意融融的“云元宵晚会”。
在复工复产一线,他们使出了精准施策、雪中送炭的本领。嘉善天凝镇三店村周边中小企业众多,部分企业复产用工缺口大。村委会专门腾出了300多间连片的出租房,作为企业复工后员工的储备宿舍区帮助周边企业,还在村内发布招聘需求。宿舍区由村干部组织新居民党员,按照防疫要求规范化管理,协助企业做好员工“八小时外”的健康保障工作。
既要用雷厉风行的措施切断疫情传播途径,又要用精准周到的举措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在平衡“动”与“不动”中,浙江基层布起的防线是严密的,更是坚韧的。
多元参与筑成人民防线
“满园翠竹根连根,外婆家里心连心。”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后,绍兴市越城区孙端街道的村民苗凤美又哼起了莲花落,她所在的孙端街道新河村,是全省首个整村隔离医学观察的村庄。
隔离初期,村民们也曾有忧虑,但没过两天,村庄正常运转,忙而不乱:下派干部值守卡点;定点餐饮企业配送食物,志愿者送餐上门;驻点医生24小时医疗服务……村民们从犹疑到理解,从理解到参与,最后自觉配合互相鼓励,共渡难关。这道由基层干部、村民、志愿者、企业构筑起的防线,最终挡住了疫情的扩散,扛下了“孙端保卫战”。
“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是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考验期,更是加快构建多元共治体系的窗口期。”绍兴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陈澄说,通过凝聚网格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组织,在基层有效地开展了疫情防控和矛盾化解。
绍兴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年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早已在浙江各地深入人心,并由此构筑起一条坚固的人民防线。当全省村庄、小区大多采取“封闭式管理”时,2.4万余个村、社区里,出现了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场景:每个村和社区的入口处,都有执勤卡点,“白大褂”、“迷彩服”、“红马甲”……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守护千家万户,基层的组织力可见一斑。
“一直以来,浙江的基层治理,不只是强调政府控制力的简单社会管治,而是多元参与的共治共建共享。”范柏乃说,基层社会治理不是社会管理,“治”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群众动员是社区工作的精髓,多年来对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培育,使得浙江在防控一线迅速形成了“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医务人员+志愿者”的队伍,并实现参与人员统一公布、工作统一调配、资料统一宣传、服务统一驻社区的有序管理。同时,这样的多元参与,使得浙江的基层疫情管控果断、严格,但较少发生简单粗暴、一刀切的硬隔离行为。
在防控初期,浙江多地村民自发创作编排说唱、快板、三句半、歌曲等,劝导人群不要聚集、做好排查登记等工作时,“乡音大喇叭”深受好评;当防控进入关键期,多地志愿者形成物资采购组、生活保障组,每天为所在村和社区群众做“代购”;在防控仍处于吃劲的关键阶段,困难群体的生活更加艰难时,人们纷纷为孤寡老人、困难儿童、重病重参人员捐钱捐物……
多元主体构成的人民防线,不仅在基层一线守好门,更贴心暖心方便生活。人民防线之“严”,针对的是“病毒”和“疫情”,是精准的严、科学的严、暖心的严,是依靠群众的严,是在法治轨道上的严,更是为了老百姓生命安全和健康幸福的严。
在基层治理的大网络中,没有人是孤岛。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就这样息息相通、命运相连。
尊重首创带来基层善治
浙南浙北民俗各异,山区海岛发展不均。病毒来袭,各方高度紧张,基层形成疫情、社情、舆情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全省各地既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化的矛盾。非常时期,如果只是机械地执行一种方案、一个套路,未必适用,有时甚至带来反作用。
这时,各地出现了一批分外忙碌的人:杭州的武林大妈、湖州织里的平安大姐、舟山的东海渔嫂……他们在街道巷陌、田间地头、海岛山村,帮助测量体温,劝导佩戴口罩,为孤寡老人送上防疫物资,照料医护人员子女的生活起居。一股根植于基层的温情力量,给基层百姓带来了安全感、信赖感。
“基层最懂基层。”范柏乃说,浙江的基层治理一直强调地方性,善于“因地制宜”。浙江提供了这样的改革创新的土壤,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基层百姓不仅是执行者,更是实干的创新者。
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各地基层根据自身特点、各自优势,频频亮招,收效良好。
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发源地桐乡市,流动人口众多,人员结构复杂,如何更好地约束新老居民在非常时期的行为规范?“早发现、早上报;勤洗手,戴口罩……”一份36字“抗疫公约”在高桥街道的新老居民间流传开来。大家郑重签字,并按上了红手印。这份“公约”,让非常时期戴着口罩出门,逐渐成为一种道德自觉。
在商城义乌,为确保市场开市运行安全可控,以单个商位为基点,9个商位以九宫格的形式组成“最小单元管控”。围绕最小单元,义乌配备了红色服务、信息数据、应急处置、后勤保障等部门,当好商户的店小二。
台州黄岩,“最多跑一次”向基层延伸,较早形成了基层代办代跑服务。因为湖北返乡人员众多,基层防控压力大,隔离人数多。黄岩推出了针对隔离人员的“红色代跑”服务,村民点单,党员代买代办,保障居民正常起居。
危机时刻,各具特色的地方举措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补充,这是基层治理迈向成熟的标志。
“这不是基层一时的急中生智,而是长期善治的成果。” 浙江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孙勤明说,浙江在迈向现代化、城乡融合的过程中,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村民、社区居民个体的契约精神、文明素养都在提高,这形成了基层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对此,余杭的社区志愿者倪中南深有感触。自己来杭经商、工作10多年了,不定期地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疫情来袭时,他深深感受到每个社区居民间命运相连。他在群里发动参与志愿抗疫服务时,被“我参加”的三字回复刷了屏,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20人的所需量。
基层凝聚起来的这股力量不会就此消散。重大突发事件和利益冲突,正是社区共同体的试金石,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的契机。
疫情的考验,不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镜子”,更为深化基层治理按下“快进键”。未来,社区还将面对各类大大小小的挑战。经此一“疫”,拥有更多责任意识、情感联系的村民、居民个体,将成为打造社区命运共同体,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民意基础和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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