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疫情冲击给农民增收带来影响，目前，各地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助农增收。记者在丽水、衢州、温州、台州、杭州多地调查发现，农民增收的模式渠道、方式方法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产业、人才、资金、技术的瓶颈亟待解决；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增收，对政策的精度、产业扶贫的力度和帮扶工作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武义农民正在茶园采茶叶。武义县委报道组供图

　　记者（右一、右二）在常山天马街道天安村柚香谷基地采访。 通讯员 钱李源 摄

　　春季是猕猴桃田间管理的重要时节。泰顺县委报道组供图

　　缙云县双溪口乡杏花村。

　　浙江在线4月13日讯 山间的明前茶来不及采摘，田头急需的农资运不进村；上万名缙云烧饼师傅“赋闲”在家，数千常山阿姨面临降薪……

　　记者在我省多地调查发现，受疫情影响，一季度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经营受到干扰；农民返岗复工、外出经商，出现了延迟状况，增收面临压力。

　　去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3万元，已经连续35年领跑全国。但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仍凸显了农业产业结构不够多元、农民就业方式不够多样、就业渠道不够开阔、农村各类人才短缺等现象。

　　其实，产业、人才、资金、技术等问题正是我省乡村振兴、农民进一步增收奋斗进程中面临的瓶颈。今年浙江提出“为发展聚力、为企业赋能、为小康增色、为治理提效”的“四为”工作导向，主要内容就有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民可持续增收，确保广大农村同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补齐短板，既是疫情过浙江省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

　　品种单一暗藏风险

　　——增加种植品种，延长加工链，拓展销售渠道

　　茶叶、杨梅、椪柑、竹笋……我省各地都有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去年全省农产品销售额达到122.88亿元，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面对疫情，本是特色的产业却暗藏了风险，品种单一性，让不少特色农产品从种植、管理到销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抵御风险的免疫力还不够强大。

　　茶叶是缙云县胡源乡的支柱产业，该乡茶叶种植面积8000余亩。全乡1.5万余人，几乎家家种茶。仅茶叶一项，农民人均就能增收5000余元。但今年早茶抽芽时节，销路不畅，原本往年价格超过60元一斤的明前茶青，现在40元都没人来收。

　　桐庐瑶琳镇，是著名的早竹笋产区，上万亩早竹笋滞销，价格从去年同期的每斤20多元降至2元左右。仙居杨梅闻名遐迩，总种植面积13.8万亩，原本预计年产值能超过7亿元。但受疫情影响，今年杨梅修枝、施肥等春季管理工作，比往年推迟了半个月，杨梅有减产风险，农民种杨梅的收入打上了问号。

　　“特色农产品，往往是一镇一村集中打造的产业，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品牌效应。”胡源乡党委书记丁伟华说，“但另一方面，‘鸡蛋都在一个篮子里’也导致在面对灾害时，抗风险能力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

　　这段时间，许多农户、乡镇干部开始重新审视所在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试图通过增加种植品种，延长特色产品的加工链，拓展更多的销售渠道，来对冲因为疫情带来的损失。

　　比如在胡源乡，通过工艺更新，茶叶从卖一季到卖全年。今年，乡里联合辖区内的茶叶企业仙都黄贡公司，捕捉市场热点，研发推出新品种“工艺白茶”。该新品种的出现打破了原先第一批茶青“供不应求”，但第二、第三批茶青“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且用夏茶、秋茶也可制作；同时“工艺白茶”具有鲜爽甘醇、储藏时间长、药效性能佳等特点，市场潜力巨大。“弃采”的末期茶青实现“变废为宝”，有望帮助农民实现亩产值增收3000元以上，疫情导致的春早茶损失可以从春晚茶、夏茶以及秋茶中补回来，为农民提供了可靠保障。

　　增加种植品种，让特色农产品从卖一样到种多样转变。“幸亏在葡萄地里套种了一季芥菜，可以弥补一点损失。”缙云双溪口乡东里村村干部项喜东有些庆幸。东里村是有名的葡萄种植村，近两年，市场葡萄品种越来越趋同，价格波动大。去年，为了助农增收，村里在葡萄地里套种了30亩芥菜。芥菜抢收腌制后已被订购，预计能增收15万元。套种芥菜，降低了疫情期间农资进入受限、葡萄管理跟不上，带来的减产损失。

　　销售渠道窄，是阻碍农产品销售的又一个瓶颈问题。许多特色农产品往往在一地大规模种植，但在采收时节，传统销售渠道一旦受阻，往往造成产品积压，价格“踩踏”。

　　这种现象在疫情期间集中显现，衢江的椪柑、常山的胡柚、永嘉的茶叶、桐庐的竹笋等均因上门收购、线下零售基本停滞，导致价格直线下滑。

　　这次疫情，让一些农民对网络销售渠道有了新的认识。比如，以前“叫好不叫座”的浙江“网上农博”平台，成了大家的“香饽饽”。缙云不少农户联系了县农业局，想要通过“网上农博”销售茶叶、芥菜、鸭蛋等农产品。但“网上农博”要一定的资质和规模，只能解决一部分大户的销售需求。

　　为此，各县也调动起各类资源，利用各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社交网络，拓展线上销售渠道，以惠及更多农户。

　　在桐庐，当地组建了由农业企业、电商平台、配送公司在内的“食材保障联盟”，网上销售，开展同城配送行动，累计销售农产品8万余斤。

　　在衢江区，副区长、乡镇干部、村支书则在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上，变身“带货员”，开拓线上市场，累计销售柑橘200余万斤。

　　疫情期间，网络为不少手握优质农产品的农户打开了新通道。这扇大门不会因疫情结束就关上，线上销售将成为不少农户增加农产品销售收入的新选择。

　　工资、经营收入变量增多

　　——练好产业内功，扩大品牌效应

　　资源禀赋一般的浙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能领跑全国，这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发展乡村旅游等多渠道的增收方式。为此，浙江还收获了一批享誉全国的品牌，比如“缙云烧饼”“常山阿姨”等。

　　但今年，无论是缙云的烧饼师傅，常山的家政阿姨，还是在村里办民宿的村民，收入都受到了影响。

　　据统计，缙云县一共有1.9万余名烧饼师傅在外做烧饼。“一个烧饼桶，一年20万”，这在缙云是很寻常的事。但今年，以县里著名的烧饼村岱石村为例，烧饼师傅们直到3月20日才陆续准备出门，“店开了也只能做外卖，烧饼要现做现吃，外卖不好吃没人要。”在上海做烧饼的村民蒋连文说，今年前两月收入减少了至少3万元。

　　常山是劳务输出大县，县里家政从业人员有7000余人，长期在外就业4000余人，去年月均收入6000余元。目前，随着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常山阿姨”的市场行情逐步恢复，但义乌、温州等地受整体经济形势影响，普通家政员薪资下降10%左右。

　　疫情期间，烧饼铺没有开张，民宿、农家乐停业，阿姨无工可做，但大家都没有闲下来，许多人都在为复工复产以更好的状态回归做准备，“要把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出门务工不易，外出经商也受阻，但认准的路大家都坚持要走下去，多年积累下来的品牌不能丢。

　　“烧饼是缙云坚持多年的富民产业，面对坎坷，更要做好内功。”近段时间，缙云烧饼品牌建设办公室继续推进烧饼产业标准化建设，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做好营销。今年元旦，某千万粉丝的美食博主，新年第一餐就做了缙云烧饼，引来了大流量。这背后是缙云人长期以来对烧饼产业的营销推动。今年，通过标准化打造，缙云菜干、小麦种植、缙云烧饼桶等原辅料供应等已经实现本土基地化建设，缙云烧饼的品质将更上一个台阶。

　　面对疫情，常山阿姨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则联合常山县人社局，为阿姨们推出了“家政网课”，通过钉钉直播、微信授课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将停工的收入淡季转化成学习旺季，为疫情结束后家政员快速就业上岗积累技术资本。“阿姨的能力越强，常山阿姨的牌子就越响，大家的薪资水涨船高。”常山阿姨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民增收的钱袋子，乡村旅游也没有因为疫情停下继续发展的脚步。虽然一季度生意惨淡，但不少不管是从业的农户，还是乡镇干部，仍然看好它的发展前景。

　　每年的3月中旬，是缙云县双溪口乡举办杏花节的日子，此前乡里已举办了9届，吸引了一批忠实的赏花粉丝。乡里的民宿、农家乐、农产品销售，因为花期而被带热。

　　但今年为了避免人群聚集，线下的杏花节停了。乡里把第十届赏花节从线下转到了线上，推出网络杏花节，喊出了“云赏花，把整个春天送给你”的口号。据统计，云赏花吸引了300多万的点击量，有网友打出弹幕，“一定要在疫情结束后，回到双溪口乡看花赏景、品美食”。

　　“杏花节热度不减，双溪口乡的吸引力就仍然在。”乡党委书记王华云谈了坚持要办杏花节的原因。他认为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依然旺盛，作为一个农业乡镇，双溪口拥有优美的田园风光、诗意的山水元素、独特的民俗风情、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农产品原产地的优势。这些都将是人们在疫情过后放松、消费的首选项。

　　各类人才愈发稀缺

　　——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但求所为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带动农民增收的“领头雁”。疫情期间，我省部分乡村老龄化、空心化，基层农技人员缺乏等问题进一步凸显。乡村只有留得住人，才经得起风险考验，增收才有保障。

　　武义县三坑口村掩映在绿水青山中，如今，年近五旬的茶厂老板张华沛，是常住在村子里最年轻的人。这两年，每到茶叶采摘季，他都苦于找不到工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素质结构性下降，让招人的成本越来越高。”张华沛说，自己投资已逾千万，但做农业的热情却在慢慢消磨，疫情期间感触更深。

　　桐庐莪山乡禽洪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陈建洪也有同感，不过他缺的是愿意扎根农村的经营管理人才。春节期间，公司积了25吨鸡蛋销不出去。但女儿一回来帮忙，形势就不一样了，她通过“网上农博”平台，顺利将库存销售一空。陈建洪说，每年到公司打零工的村民也有100多位，但年龄基本在60岁上下。眼下，新平台、新需求、新模式层出不穷，他越来越感觉自身理念局限，“就希望女儿能留下来帮忙。”

　　农业企业发展离不开人才，田头的农民则需要技术的“赋能”。

　　武义县大溪口乡，因为省农科院专家卢华兵的到来而发生改变。去年他带来的水果玉米，一上市就成为市场的“新宠”。但今年全乡村民巴望着的30万株水果玉米苗，因疫情期间卢华兵无法赶到田头，而受到耽搁。最后，辗转多人，农民才拿到种子，育出了秧苗。“要选用新品种，发展高效农业，农技员离不了。”乡干部徐发仁说。

　　“人的回归”最为关键，去年我省发布文件，提出要实施“两进两回”战略，让“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这是破解乡村要素制约、加速资源要素流向农村、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可喜的是，各地已在积极转变人才的理念，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但求所为。

　　比如，缙云县对偏远的山区乡镇，特别选派了年轻干部，疫情期间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在胡源乡，90后扶贫专员郑超，疫情期间为低收入农户讲解政策，上门服务，成了大家的好朋友。为了破解农户茶叶销售难，郑超还和同事们手绘了一份“茶叶地图”，图上茶叶品种、产量、分布区域一目了然。茶商来到胡源，按图索骥就能上门到农户家中，快速完成采购。

　　最近，缙云又成立15支农业服务队，为乡村提供常态化服务，摆脱疫情影响。服务队配备若干名技术专家和年轻干部，他们分别联系一个村、一个农业经营主体、一个农业产业基地（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服务队上门提供技术指导，拓展销售渠道，带动农民增收。

　　疫情过后，桐庐决定在扶持传统农业的同时，政策制定上将更加注重“新农民”的培养。一方面，县里主动与农业院校协作，为年轻人深入农村，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另一方面，重点培养种养大户、返乡创业青年、合作社带头人、村干部等，让农村有更多的“原生专家”。

　　在武义，张华沛或许不用担心太久，县里在3月底，已确定把“乡村人才振兴”作为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来执行。县委、县政府将依托乡贤，全力打通科技、资本、人才等要素“下乡”通道，让更多的年轻人安心下乡、扎根乡村，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农村发展。

　　（本报记者 裘一佼 施力维 沈晶晶 徐子渊 于山 通讯员 刘斌 李增炜 钱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