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北京8月12日讯（记者 沈爱群 刘晨茵 通讯员 王皎皎）“我提议，凡是吃大米的人，都应该去浦江‘上山文化’遗址‘朝圣’一次！”8月11日，第26期浙报北京悦读会现场欢声笑语，浦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利民的一番话，得到了与会嘉宾的共鸣。

　　当天，10多位嘉宾听取浙江考古专家蒋乐平讲述“上山文化”的发掘过程后，围绕“如何宣传并扩大‘上山文化’的影响力”进行了探讨。

　　“2000年发现的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将浙江文明史提早到1万年前。遗址发现的稻米遗存，把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上溯至万年前，同时也证明钱塘江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徐利民说，“今年是‘上山文化’发现20周年，接下来浦江县将着力打造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面对发展机遇，‘上山’该如何迎接？需要在座各位嘉宾群策群力。”

　　徐利民

　　参加浙报北京悦读会的嘉宾有：人民出版社原常务副社长任超、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张晓东、《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主编梁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博士黄希、军旅画家董永臣、中国人民大学画院孙其峰花鸟画工作室班主任周荣娟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遗址考古队队长蒋乐平向大家介绍了上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过程。

　　蒋乐平

　　蒋乐平说，河姆渡文化震惊世界之后，近年来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的相继发现和命名，让浙江一次次成为考古学界的关注热点。“我们考古人，就是在‘读一本地书’。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页码，二是散落在大地各处。在这过程中，如果能‘捡’到几页，那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幸运的是，蒋乐平不仅“捡到了几页”，而且是其中“很重要的几页”。他本来是搞河姆渡文化研究，2000年接手跨湖桥遗址研究取得新突破，紧接着又在金衢地区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田野调查时，发现了“上山”遗址。

　　当天，北京的午后酷热难耐，但在浙报北京悦读会现场，大家屏声静气，跟随蒋乐平的思绪跨越千山万水，回到钱塘江以南的浙江中部地区。

　　2000年秋冬之交，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来到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在村子北边的一个土丘上探掘到一种完全陌生、十分原始的文化遗存，出土的文物有圆石球、不规则扁方长体的磨棒、形制较大的石磨盘及厚胎夹炭红陶片等。因土丘的东北边相传有“上山堰”，遂起名“上山”。

　　上山遗址一瞥（吴漾 摄）

　　考古队对上山遗址的发掘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并把4片夹炭陶片送到北京进行年代测定。2003年2月初，北京大学传来令人震惊的测试结果：遗址挖掘出的文物年代距今已约8600年至11400年，比河姆渡文化还早3000年。

　　2004年，在二期发掘中发现打制石器。

　　“陶器、农业和磨制石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比磨制石器更为‘原始质朴’的打制石器，‘出生年代’是在更古老的旧石器时代。在上山遗址中出现了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的并存，让人隐约联想到新旧石器的过渡阶段。”蒋乐平说。

　　2005年，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两处遗址位于浙江西南部山区向浙东平原地区过渡的丘陵、河谷地带，是一新颖的地域文化。2006年11月，在浦江举行的“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将上山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命名为“上山文化”。

　　2007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了“浙中地区以上山文化为核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以上山遗址为中心向四周扩散。

　　截至2019年11月，继浦江上山遗址、义乌桥头遗址、婺城区山下周、青阳山遗址等之后，浙江金华又发现了三潭山遗址。至今，在嵊州、龙游、金华、永康、武义等地已发现上山文化遗址19处，分布在以金衢盆地为中心的钱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区的上山文化遗址群也成为迄今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浙江中部能够发现如此密集的新石器早期遗址，非常难得，在东亚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地区是人类从洞穴迈向旷野已知的第一个落脚点，对探索中国区域早期文化意义重大。”作为上山文化专家，蒋乐平透露，距金华三潭山遗址5公里左右的九峰山也出土了夹炭陶片，其年代可能在新石器早期。这也就意味着，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就是上山文化遗址群有望突破20处。

　　“上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大期，上山、庙山、荷花山、湖西等遗址所获得的一系列碳-14测年数据支持了文化分期，进一步证实了‘万年上山’名不虚传。”蒋乐平说。

　　不仅如此。早期稻作遗存也是上山文化最为重要的发现。

　　在上山遗址的首次发掘中，就出土了许多石球、石磨盘，而且在夹炭陶片中还发现了稻作遗存。在上山遗址的早期文化地层，因为酸性土壤侵蚀，留存下来的炭化稻米数量有限，甚为珍贵。好在在出土的夹炭陶片表面，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稻壳印痕，胎土中也夹杂着大量的稻壳。随着考古的推进，最令人惊喜的是，在上山遗址群的中晚期文化地层里发现了丰富的炭化稻米。

　　“上山先民在采集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的同时已经开始有了耕种稻的行为。”蒋乐平说，“对陶片中谷壳形状的观察结果显示，粒的长度比野生稻短，宽度则比野生稻大，是经过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

　　由于此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稻作遗存出现在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一带，因此传统观点认为那些地带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上山遗址的发掘不仅把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上溯了2000年，同时也证明钱塘江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

　　“万年上山，世界稻源。”今年4月，我国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给上山文化遗址题词。

　　参加浙报北京悦读会的嘉宾一致认为，应围绕“万年上山、世界稻源”这一主题词，扩大上山文化在国内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

　　作为国内著名出版家，人民出版社原常务副社长任超建议以“上山问‘稻’——中华农耕文化探源”为题，开展资料收集及理论研究工作，推出“上山文化读本”，申报国家图书出版基金。

　　任超

　　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张晓东则从另一个出版的角度给出了建议。“万年历史的上山文化，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可以文化读本的形式，让孩子从拓展性阅读中了解先民、熟悉‘上山’。也要注重文化遗存的数字化呈现，搭建线上数字展厅，让更多人足不出户即可了解‘上山’。”

　　张晓东

　　作为新闻人，《中国教育报》资深编辑梁杰建议对上山文化的资料进行再整理，从文化、教育、考古等方面，高起点、多视角地进行宣传挖掘。“今年是‘上山文化’遗址发现20周年，可以好好抓住这个契机，做好专家研讨和宣传这篇文章。”

　　梁杰

　　来自浙江金华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博士黄希说：“作为考古人，近年来故乡浙江的考古发现，每每令我们兴奋、激动。因为是家乡的事情，希望今后能参与到上山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中去。期待上山文化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早日建成。遗址公园建成后，必将对整个上山文化的保护和未来考古规划的发掘等带来积极的影响。”

　　黄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