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杭城为何曾名“腰鼓城”

　　前不久，“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于是许多网友纷纷将打卡所在城市的中轴线作为Citywalk的首选。

　　同时，也有网友指出，中国的几大古都中，唯一不能明显体现中轴线设计理念的，似乎只有杭州——既没有夹着天子御道向远处延伸的中轴，也没有规模宏大左右对称的建设布局。第一个在杭州建都的是吴越国，当时杭州城“南北展而东西缩”，形似腰鼓。

　　那么，杭州“腰鼓城”的城市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一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记载秦始皇在巡游浙江时，“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据说这是历史上对“钱唐”也就是杭州最早的记录。

　　这样的地理环境，跟龙盘虎踞的都城地位并不沾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属于会稽郡及吴郡边缘属县的钱唐（杭州），发展较为缓慢。

　　直到进入隋朝，杭州才由吴越两郡的城乡“结合部”，完成从县到州（市）的“二级跳”。特别是大业六年（610年），江南运河正式通航，这座城市才更快速地发展涌动起来。

　　而真正将杭州的风景与“流量”优势变现的，则是吴越。在五代十国战乱未歇的背景下，钱镠在此建立地方政权。他选择将凤凰山麓的州治旧址作为吴越国首府，并开启了在杭州建都的历史。

　　在城建方面，钱镠启动了三次大规模外拓，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基本轮廓与发展形态。如果以时间顺序展开，三拓杭州城主要是指先后修建了用于军事防御的夹城、“为百姓计”的罗城，以及作为吴越王府的子城。

　　可就在修完夹城后的第二年（891年），黄巢的残将孙儒南下入侵，在不远处更为强大的南唐经济中心苏州一带，大肆烧杀抢掠。这也让钱镠开始检讨修建夹城的“失误”：“后始念子城之谋，未足以为百姓计”，也就是说虽然夹城建好了，但在安全上更多考虑守卫子城，却没有很好地顾及百姓安危。

　　因此，两年后，钱镠决定为自己的“任性”买单，一鼓作气发动吴越十三州军民，在夹城的基础上集中修筑罗城，进一步保卫杭城的南北区域，据《杭州志》记载：“由是复兴十三郡，经纬罗郭，上上下下，如响而应。”南北两头大、中间细的“腰鼓城”也正式形成。

　　二

　　至此，从隋唐之际“县”“州”身份演变而来的杭州，终于迎来作为王朝之都的“高光时刻”。而对于当时杭州为何成为“腰鼓城”，不妨从空间与时间这两条线上来一探究竟。

　　空间上，杭州城的东部和南边受制于钱塘江，定期起伏的海潮成为人们长期的“灰色记忆”；转向西面，西湖群山与西溪湿地又联手“封锁”了城市的发育走向；而吴山脚下的吴越国王宫主要依凤凰山而建，建筑本身无法完全对称。

　　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只能以一种倾斜逶迤的腰鼓姿态，顺势将城市格局进一步北拓南延。如杭州北部的夹城巷（长板巷），东西相距300米之内，南北方向却十分狭长，沿着运河拓展，长达10余里。这也让一直向中原和北方致敬的都城建制，在山水江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长脉络。

　　时间上，早在隋唐之前，靠南的江干与北边的武林就分别发展为杭州城市的中心，这也成为其“状如腰鼓”独特形制的前导。随着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更是将原本较为独立的钱塘水系，纳入全国交通网，杭州也随之升格为其中的集散枢纽。

　　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型城建，均将保护并拓展水运通道作为重要目标，这也再次决定了其所谓的“中轴”——即“腰鼓线”需沿水道的方向次第展开，这也是杭城区别于其他古都的一点。

　　其实，在隋唐时期，杭州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在江南地区算不上“龙头”城市。直到钱镠三代的大力建设，才逐渐超越了苏州、越州（绍兴）。

　　早在1930年，地理学家张其昀出版《中国地理大纲》，就将杭州作为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然而，无论是作为吴越国的都城，还是南宋的都城，杭州都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而非真正意义上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但这丝毫没有撼动杭州的古都地位。可见吴越国时期完成的城市规划建设，意义不可小觑。

　　三

　　那么，吴越国的杭州城建有何深层意味？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道法自然”的城建理念。吴越国时期的三次大规模筑城，无不是在适应杭州山水形态的基础上，对城市做出因势利导的合理营建。特别是联通西湖、运河及钱塘江水系，并把其中的几处制高点都囊括入内。这样设置的巧妙之处在于，大体上让子城处在南北方向的居中地位，弥补了整个城市在形制上的缺陷。

　　显然，这一看似“顺其自然”的设计与规划，与《周礼》规定的国都建设——“匠人营国”需“中正平直”的要求并不相符，却是管子城建理念的鲜活实操。《管子·乘马》记载：“凡立国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二是“城建为民”的价值取向。钱镠认为：“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从最初修建夹城开始，他就考虑框定大运河北段的重要关口，后续两次城建，都高度契合“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价值取向。据史料记载，经历吴越国时期的杭州城户数，由唐元和年间的51276户，增长到北宋之初的170457户。

　　此外，钱镠倾注颇多心力的水利工程，让杭州的水运交通迅速发展，海内外商业贸易持续繁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评价是：“吴越王镠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三是“适当留白”的路径方法。如果说三扩杭州、大兴水利、坚固城池，都是极为务实的城建举措，那么，在较为狭小的腰鼓城之内，保护好西湖及群山作为留白之地，也引导着人们得以触摸“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自然脉动。其实，吴越国定都杭州之初，在修建吴越王府时，就有人提议把西湖填平。或许，这一“脑洞大开”的操作，恰好是看到了吴山脚下的空间太过局促。

　　所幸钱镠始终保持应有的“人间清醒”，至今西湖还是那个人见人爱的西湖。而且历经三代，最终将“腰鼓城”的建设提到了新高度，并开创了中国和平统一的先河，使得历史上另一个宏大时代——南宋得以在此开启。

　　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距离吴越国“纳土归宋”仅20余年，青年诗人柳永挥别故乡的武夷山，途经杭州前往汴京参加科举，醉心于湖山美好和都市盛景，创作了著名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他大笔一挥：“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其实钱塘自古并不繁华，只因一代代人孜孜不懈，让她千百年来持续“输出”独特魅力与风华，也才让杭城成为了今天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