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李渔之惑：谋文亦谋生

　　在中国文化史上，李渔是很独特的存在。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赞赏者，认为其才华盖世；鄙弃者，认为其沉迷名利，游走富贵之门，是典型的帮闲文人。

　　为何如此对立呢？这既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也跟他的职业选择有关。不同于大众熟识的儒家文士，对于李渔，我们很难简单地套用操守、清高这些符号去刻画。

　　跟他同时代的浙籍文士，同样面临天崩地裂的时代之变：如黄宗羲，抗清失败后选择了隐居乡里；如张岱，前半生放浪不羁，后半生埋首史籍、潜心著述。李渔有着与他们完全不同的选择，他的一生，是“谋文亦谋生”的一生。

　　一

　　先来简单回顾李渔的别样人生。

　　李渔原籍浙江兰溪，但从祖父辈时，便已迁徙到江苏如皋等地，在当地行医，兼营药材，家境富裕。可惜，他父亲英年早逝后，家道中落，他两手空空返回故土兰溪，重新融入，慢慢被乡人接纳。

　　在当地小有名气后，他举家搬往杭州，凭借戏曲作品技惊四座，成为当地耀眼的文坛之星。他的《风筝误》《怜香伴》等戏剧受杭州士民追捧，社会名流以结识李渔为荣。这成了他谋生的重要手段。

　　事业全盛时，他又奔赴南京，营建芥子园。芥子园虽不大，但精美，颇有“壶中天地”的意境。之后他组建家班剧团，兼编剧、班主、导演于一身，风尘仆仆到全国各处巡演，博取达官贵人的馈赠，一时红遍大江南北。晚年因家班的核心演员双双陨落，剧团只得歇业。他无奈回杭，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从以上行踪可见，李渔没有踏上主流的科举之路，反而投身卖文为生、演戏博赏的行当，在时人眼里，这是近乎“娼优贱业”的选择。

　　李渔为何没有选择“学而优则仕”呢？这与时代的阴差阳错有关，他刚好身处明清更迭的风口浪尖。25岁时，李渔便在金华的童子试崭露头角，并于崇祯十二年在杭州参加了第一次乡试，本来志在必得，结果落榜而归。第二次正准备卷土重来，还未抵达杭州，就听闻前方战事吃紧，危险重重，只好返回兰溪。此后不久，大明王朝寿终正寝。

　　明清易代后，他心灰意冷，没有再次应举，也没有放下气节投靠新朝，而是选择了卖文为生这条艰难的道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罕有的专职作家。

　　二

　　在那个年代，卖文为生不容易，李渔养活自己和家庭，主要有三条路。

　　第一条是写作。当职业剧作家，这也是李渔最重要的身份。在清初剧坛上，李渔与吴伟业、尤侗齐名。和他们创作的文人戏曲不同，李渔的创作风格就是通俗接地气，满足舞台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著书三十年，于世无损益。但愿世间人，齐登极乐国。”

　　他创作了多部戏曲，现存十种，合称《笠翁十种曲》，如《风筝误》《比目鱼》《玉搔头》，有些今日依然在上演。他的戏曲结构精巧，适合演出，贴合当时社会的需求。

　　对此，李渔有深刻清醒的认识，戏文就要“贵浅不贵深”——戏剧是要演的，是给普罗大众看的。这一主张对后人影响很大。不过，他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因此牺牲了不少。

　　李渔的第二条路是出版，他在摸爬滚打中成了一个成功的出版商。他编的第一套书叫《尺牍初征》，主要是搜集当时不少名人的书信。因为李渔自己担任主编，当地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都抢着让自己的作品挤入这套书。这书出版后，果然就被抢购一空。尝到甜头的李渔，又专门编起了《资治新书》，这是一套讲司法案例的工具书。这书相当于古代的司法干部实操读本，可见李渔商业眼光之毒辣精准。

　　由于李渔的著作过于火爆，结果招致了大量的盗版，以南京一带最为猖獗。李渔心急火燎，索性搬到南京去打击侵权。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弟之移家秣陵也，只因拙刻作祟，翻板者多，故违安土重迁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图。”但各地盗版依然层出不穷，他四处奔忙，疲于应付。这种强烈的版权自我保护意识，与今天的出版人相比，丝毫不逊色。

　　第三条路是演戏，他组建了家班演戏。李渔既是戏剧的创作者，创作了自己的经典曲目；也是戏剧理论家，这些真知灼见都写在《闲情偶寄》一书里；同时他更是一位成功的戏剧导演，到南京后，他亲自参与，以乔姬和王姬为台柱子组建了李渔家班。这两位年轻女子经李渔的精心指导后，表演艺术功力突飞猛进，成了一时的名腕。

　　李渔家班由此声名鹊起，得到了各地的邀请，受到了热切追捧。而李渔也因此收获大量的馈赠，得以负担整个家庭的庞大支出。

　　三

　　不同于进入官场的士人，李渔既无田地可以收租，也无俸禄可以养身，所以只能靠自己的作品和名气谋生。

　　放到如今来看，李渔的艺术活动都有着强烈的票房冲动和商业需求，是最早在商业属性上觉醒的一代文人。这跟当时江南发达的经济社会息息相关，庞大的士人、市民阶层也需要李渔这种老少皆宜的喜剧作品，李渔的“票房奇迹”，是“买方”与“卖方”双向奔赴的自然结果。

　　和甘愿淡泊名利的士人相比，李渔的物欲是非常旺盛的。他重器物、好美食、爱华屋，每一样需求都需要巨大开销。《闲情偶寄》里记载的每一样生活艺术，如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李渔都热爱精通，而这都需要财力支持。此外，他的戏班包含家庭成员，共有40多人，日常所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正是生活的压力和自身的欲望，让李渔的艺术行为跟衣食无忧的文士相比，不会那么清高、那么纯粹。他的行为，更接近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真实地为自己的所需所愿所求辛勤地在人间奋斗，努力地在生活和艺术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但由于背负过多，欲求过满，在达官贵人之间的逢迎游走，为清流文士所不齿，被人认为吃相过于难看。这也是古往今来对李渔为人、行文争论不休的根源所在。李渔对此倒看得很开：觅应得之利，谋有道之生，即是人间大隐。

　　或许可以这么说，李渔的一生是花团锦簇的一生，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是享尽人间至味的一生，也是尝尽世间万苦的一生；是才气纵横的一生，也是才情错位的一生。家庭变故、时代变局、本性使然，这一切的合力都驱使着他走上了亦文亦商、负重前行的道路。

　　虽曾饱受争议，可到今日，他的《闲情偶寄》依然是生活美学的必读经典，他的经典曲目还在舞台上绽放魅力，他创设的芥子园艺术品牌被继续发扬光大，他的戏剧理论在中国戏曲史上仍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李渔依旧耐人寻味，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