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后陈经验”的文化密码

　　《之江新语》有一观点：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若要找这样的典型，“后陈经验”是个有代表性的选择。

　　20多年前，位于浙江金华武义县的后陈村，曾因一大笔土地征用款而变得“鸡犬不宁”，在“钱怎么用”的问题上，干群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猜忌与矛盾不断滋生，严重影响了村庄的和谐稳定。在这种背景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后陈村诞生。想不到，这一尝试拉开了村务民主管理实践探索的序幕。

　　“浙江宣传”在《“治村之计”何以成为“治国之策”》一文中曾介绍“后陈经验”的脉络。今天，我们不妨用新的视角，再探一探它的文化密码。

　　后陈村 图源：“武义发布”微信公众号

　　一

　　若从源头上探寻“后陈经验”的密码，其“源代码”离不开文化的编译。

　　本世纪初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和后陈一样拿到过土地征用款的村庄还有很多，面临怎样公开、透明、合理使用资金难题的也并非只有后陈，为何民主监督的创举偏偏在后陈率先萌发？

　　走访后陈时，笔者从不少村民口中了解到，后陈人向来热心肠，还特别爱“操心”村里的事。这种热心“管事”的风气，其实是从祖辈那里一直传承下来的。后陈的《陈氏家训》规定：“宗庙既立，有事必须先经族断，一家曲直是非不妥，方许鸣官。不经族而遂讼者，先罚不逊，然后公剖。”从这里面，不难看出如今“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着办”“矛盾纠纷不出村”的影子。

　　耐人寻味的，还有后陈“一块豆腐卖不动”的往事。武义白溪豆腐品质上乘，在本地颇有名气。相传，货郎来到当年与后陈同属一乡的上邵时，村民是用钱买豆腐的，再到下邵，就是用黄豆换豆腐了，而到了后陈，却一块也卖不出。

　　事实上，后陈人这般节俭并非囊中羞涩。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便通过插片式珍珠育种的新办法，让钱袋子鼓了起来，只是一直用这个故事来传递勤俭持家的观念。试想，村民个人在生活中皆秉持如此勤俭的态度，那么在面对巨额集体资金的使用时，自然会精打细算、严格把关。就像有村干部说的那样：“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是后陈人骨子里就容不得糊涂账，这种文化基因决定了制度设计。”

　　这样的文化密码，在“枫桥经验”中同样可见。当地枫桥大庙内供奉的，既非神佛，也非明士，而是三位平民：渡船的杨公、卖汤圆的潘公和打猎烧炭的柴公。之所以供奉他们，是因为三人皆秉持以和为贵的品格，乐于调解矛盾，与人和谐相处。这正与“枫桥经验”的内涵一脉相承。

　　通过这番“寻踪”，我们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依靠群众的力量，从当地文化传统的深厚滋养中汲取营养，往往能催生一系列接地气、有实效的基层首创实践，找到破解现实难题的智慧和办法。

　　2015年6月24日，武义县后陈村干部在商讨“七一”前上榜的村务公开相关內容 图源：潮新闻客户端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以人为本”“革故鼎新”。“后陈经验”的演进与完善，鲜明体现了这些观念。

　　“钱怎么用”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村子怎样才能发展得更好”逐渐成为村民讨论的核心。“后陈经验”没有原地止步，而是将重点逐渐从民主监督延伸到管理和决策上来。比如，协商决策方面，后陈建立了“邻舍家”议事协商机制，通过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形式，对村级工程项目等重大事项进行民主听证，集思广益作出科学决策。

　　从文化角度看，这个完善过程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群众对治理和发展还有哪些现实需求，制度创新的方向就瞄准哪里。如今的“后陈经验”在制度框架上已涵盖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

　　后陈的村干部普遍有这样的感受：过去想干事，村民常怀疑他们动机不纯，阻力重重；如今决策公开、管理民主，事务在阳光下运行，村民的态度转变为积极支持干事创业。这种良好环境，吸引了“梦工厂”产业园、古渡码头、研学中心等文化项目纷纷落地，不仅让后陈的面貌日新月异，更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致富。

　　如果说民主监督是“后陈经验”早期阶段的鲜明特征，那么在后来的深化实践中，积极转向全过程人民民主便是其“第二次成熟”的标志。“后陈经验”能有这种转变，和一次重要的“提点”密不可分。

　　《习近平浙江足迹》记载，2005年6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金华调研时，引用了著名的“驴马理论”，要求大家配套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这个理论说的是：马比驴跑得快，一比较，发现马蹄比驴蹄长得好，于是把驴身上的蹄换作马的蹄，结果驴跑得反而更慢；接着再比较，又发现马腿比驴腿长得好，于是把驴身上的腿也换作马的腿，结果驴反而不能跑了；接下来，依此类推，换了身体、换了内脏，最后整个的驴换成了整个的马，才达到了跑得快的目的。

　　这形象的比喻，道出了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不可偏废。这为“后陈经验”向全过程人民民主跃升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促使它完成了从“一村之计”到“一国之策”的蜕变。

　　后陈村文化产业园 图源：“武义发布”微信公众号

　　三

　　如今，“后陈经验”不仅在地理覆盖范围上持续延伸，更成功跨界，在学校、医院、国有企业、城市社区等不同领域得到应用，“治国之策”的含金量还在上升。那么，又该如何“解译”好文化密码，让更多“后陈经验”式的制度样本破土生长？在笔者看来，应把握好三个方面。

　　本土。以“后陈经验”为例，其基层民主建设、社会治理的一系列探索，就扎根于它的乡土传统，至今仍发挥效用。这启示我们，治理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精准把握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将制度设计与本土风俗习惯有机融合，让治理方式契合群众的认知惯性和行为逻辑，如此才能避免“水土不服”，创造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治理方案。

　　创新。很多时候，治理体系的深化发展其实是一场问题导向与文化赋能的协同创新。比如后陈，能较早实现从“能人治村”到“制度治村”的治理转型，折射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智慧，也暗合中华文化“穷则变，变则通”的传统。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基层来说，新旧问题始终处于动态转换中，今天解决了的痛点，明天或许又以新的形态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效的创新不是被动应付，而是始终保持对新生问题的敏感性，并主动将其视为制度创新的契机，将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不断迭代升级。

　　开放。事实上，我们身边的许多治理经验，都呈现出“互鉴互融、因地制宜”的特征。像在浙江，无论是“后陈经验”的基层民主建设、“枫桥经验”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还是“桐乡经验”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路径，既立足本土文化，又保持开放视野，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比如，它们都体现了对“礼法合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构建了开放包容的治理生态。

　　这也像一扇小窗口，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对比，当全球都面临治理难题时，中国正通过自己的独特实践，积累着适配不同场景、契合不同需求的“解题良方”。尤其在西方讨论“民主衰退”时，中国的基层创新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是非此即彼的制度对抗，而是问题导向的实践智慧；不是削足适履的模板复制，而是因地制宜的多元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