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郑振铎护书

　　1947年5月，34970册中国古籍从日本运回上海。这批国宝，于战火中被劫走，在海外风雨飘摇数年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国宝回家，得益于中国文化史上的泰斗级人物郑振铎的一份手书目录。面对日本反复藏匿、几番抵赖，正是这份独一无二的目录，成了中国成功追索被劫文物的唯一证明。

　　“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郑振铎致友人书信上，其力透纸背的珍重之情，时至今日，仍若一盏明灯穿透时空照耀而来。

　　一

　　上世纪30年代，局势动荡，民生多艰，无数珍贵善本或遭战火劫难，或流落海外。

　　面对空前浩劫，郑振铎的心如刀绞火焚。这位从浙江温州走出的知名文学家，嗜书如命，爱书疏财。战火中，他收藏的数万册藏书毁之过半。看烬余燋纸，他常常夜不能寐，彷徨叹息。

　　彼时，藏书家纷纷售书求生，珍贵的古籍一旦出现在市面上，日本、美国等买家就虎视眈眈，伺机而动。身边大批同仁辗转西南，郑振铎选择了留守，在上海“虎口”夺书。

　　争书，争的是时间，争的也是守书人的眼光、学识和魄力。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侵占南浔镇，嘉业堂古籍大批流入上海。多方角逐竞购，郑振铎逐个击破。面对北平的商贾，他劝之以私交，又动之以大义。面对有日本情报机构背景的“满铁”大连图书馆，他则施障眼法，秘密保存古籍精华。在郑振铎与其他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下，嘉业堂的珍贵古籍得以幸存。

　　护书藏书是郑振铎一生的志业。祖父为他取名“振铎”二字，寓意摇铃号召，恰如其分地预示了他摇铃集结群贤的使命，一呼百应，共卫文脉。

　　战火之中，江南许多藏书楼损失难以估量。1940年1月5日，郑振铎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有志之士一起，联名给重庆当局写信发电报，痛陈江南文献遭劫境况，要求拨款抢救文献。他们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大量搜购收归珍贵古籍。在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间秘密搜救保存了善本古籍4864部、48000多册。

　　其间，郑振铎寓所遭日本宪兵搜查，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哪怕流离失所，也决不听任江南文献流失。巴金后来回忆，“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二

　　追寻郑振铎护书藏书的一生，有着如夏花般灿烂的文化自觉、文化信仰。他曾自谦有惭于喋血杀敌的壮士，然，书生向敌即勇士。

　　其笔如刀。抢救古籍，不仅是保存文字和知识，更是保护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生死存亡之际，郑振铎一边为珍贵古籍寻找安全藏身之处，一边以学者的眼光精心挑选和整理他所收藏曲学的珍本、善本、孤本。他编纂刊刻《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西谛所藏散曲目录》，收录了许多罕见的善本稀本，皆为“先民精神所寄”，成为后世研究戏曲史的宝贵资源。郑振铎在《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一书的题跋中写道：“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寥寥数言，笔走风雷、披肝沥胆，指引着一介书生于战火中的孤勇奋战。

　　其心如炬。战火硝烟，敌伪爪牙密布，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对于文献的抢救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好友叶圣陶看了郑振铎的《求书日录》后，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这份拼命，是明知日本特务在抓捕他，依然出现在常去的书馆中；是八年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穿上从来不穿的马褂，将黑边眼镜换成白边，小心翼翼隐姓埋名生活。郑振铎“狂胪文献耗中年”，盖因“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

　　郑振铎投身的这场为国家保存文化的战斗，隐秘而伟大。一次，他离家避难后感叹：“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

　　殉道者，是这位文学巨匠护书、藏书、献书的一生写照。而他穷尽一生所守护的“道”，正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璀璨文化。

　　三

　　在温州郑振铎纪念馆，收藏着80余年前的两张《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红印纸”。今天，凝望目录“红印纸”，朱砂依然鲜活。血泪刻写、笔墨浴火，正是为维系民族根脉于不坠、保存文化重建之火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史册间流淌的文化长河里，多少先贤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赓续接力、孜孜以求。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于战火中求索古书之执着、为中华保存文化根脉之情思，如星火烛照，留给后来者以传承之鉴。

　　志士，舍小我。郑振铎认为，古文物、古文书是“民族文化的眼珠子”。他为此事费尽心力，交尽钱款，担尽心事，也受尽冤枉。抗战期间，为了给国家收书，向以“书痴”闻名的郑振铎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他节衣缩食甚至举债购买文物，却不止一次告诉家人，“我的这些书将来都是国家的”。正是这份文化担当、文化自觉的代代坚守，中华古籍善本得以安然传世，后世才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研究中国的典籍。

　　丹心，不孤寂。郑振铎护书，经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抗战前期，他与文化、工商等领域有识之士一道，抢救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泱泱华夏，护书之力，坚如磐石，绵延不绝。时至今日，亦需这份赤子丹心。

　　守护，贵在传。古籍保护，非束之高阁。郑振铎藏书，不尚古本善本，唯以应用与稀见为主。他以学术眼光搜书、护书、写书，网罗戏曲善本，其参与整理的《孤本元明杂剧》，收录孤本及鲜见之本达144种之多，极大丰富了戏曲宝库。郑振铎空难去世后，家人向国家图书馆捐献西谛藏书17224部、94441册，成就他“为书籍的一生”的圆满尾声。

　　纸与墨的交织是脆弱的、柔软的，但纸墨之间所承载的民族之文化、文化之根脉，却是最强大、最深厚的。

　　今天，当泱泱文脉温润于岁月静好，我们于历史的深情回望中仿佛聆听到——

　　“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