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跟着汪曾祺，把日子过成诗

　　有人说，汪曾祺的书，读着读着就饿了。

　　在他笔下，一碗热腾腾的炒米、一枚红油四溢的咸鸭蛋、一碟时令的韭菜花，虽只是寻常吃食，却氤氲着浓浓的人情味。他的美食散文，至今被无数读者奉为生活美学的“圭臬”。

　　汪曾祺不仅懂吃，也下得厨房，更能将其中滋味悉数落于纸上，正是这份对生活近乎虔诚的热爱，才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风格。他的老师沈从文评价他“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作家贾平凹赞他“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他的儿子汪朗则在《人间草木》的序言里说：“他留下的‘这碗茶’，这么多年居然还没‘凉’，还挺‘香’……”

　　那么，他笔下的一茶一饭究竟有何魅力，能够穿越时光，治愈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一

　　汪曾祺笔下的四方美食，不仅是一张信息量极大的美食地图，还始终以平民视角品生活百味，成了他观察世界的一扇窗。

　　汪曾祺的一生，辗转于大江南北。他求学于烽火中的西南联大，任教于上海，定居于北京。这种丰富的经历，让他笔下的美食版图异常辽阔。

　　昆明七年，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他记住了那锅“汤清如水，而鸡香扑鼻”的汽锅鸡。多年后追忆，仍称其“可在全国拿金牌”。虽物资匮乏，但云南人用一口土陶汽锅，蒸出了极致的鲜美。常去的店没有正经字号，当地人多以店内所挂“培养正气”的匾额代称店名，他认为此地汽锅鸡的好处在于“最存鸡之本味”，武定壮鸡配“几片宣威火腿”，取“一小块三七”炖汤，香气便已溢于字里行间，令读者只恨不能即刻亲至。

　　到了北京，他并没有拒绝那碗让外地人蹙眉的豆汁儿，反而喝完一碗，再来一碗。他描绘喝豆汁儿的场景，充满了鲜活的市井气息。卖力气的人坐在小摊边上，“要几套烧饼焦圈，来两碗豆汁儿，就一点辣咸菜，就是一顿饭”。

　　即便杭城短暂一游，在他笔下也显得活色生香。除了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西湖景”，他最难忘那一杯好茶。虎跑泉泡的狮峰龙井，“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观察如此细致，还道出好茶须有好水相配，方成至味。而对“醋鱼带把”的描绘，则显露出他深厚的学养：活草鱼快刀切薄片，浇秋油生吃。他特意点出“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谈论吃法间也不忘引经据典。

　　从内蒙手把羊肉的豪迈，到山西老醋的醇厚，再到四川火锅的酣畅，他写的是家常小菜、市井小吃，道的却是一方风土人情，用文字构建起温暖而坚实的人间烟火。

　　二

　　文人的笔墨，往往就是一座城市最好的广告。汪曾祺的文字，总是萦绕着“仍怜故乡水”的眷恋，那是一种刻进生命底色的乡愁。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家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江南水乡小城，塑造了他敦厚温润的性情。

　　在《端午的鸭蛋》里，他只用了九个字定位故乡：“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语气平淡如老友闲谈，却生出一种自豪。他走南闯北后仍坚持，他乡鸭蛋与高邮的“完全不能相比”，因为高邮咸蛋“质细而油多”，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这分明是羁旅游子对故土挥之不去的思念。

　　他总能用最朴素的文字，复活故乡的味道：写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写螺蛳，孩子“用小竹弓把螺蛳壳射到屋顶上，咔啦咔啦地响”；写马齿苋，“祖母每于夏天摘肥嫩的马齿苋晾干，过年时做馅包包子”……这些信手拈来的家常，经他一点染，便散发出故乡的温暖，读起来倍感亲切。

　　1991年9月，汪曾祺最后一次回到高邮。参与陪同的文化学者朱延庆回忆，汪老爽快接受回乡期间拍摄纪录片，说只要“对高邮家乡有利，你们就拍”。

　　如果说高邮是融入血脉里的根，昆明则是他精神上的第二故乡。彼时，年少的他在西南联大求学，虽条件艰苦，却依然用温柔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昆明的吃食、果品、年俗等等，为这座城留下了最生动的“食物志”。他在《寻常茶话》里回忆，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抗战时期自己在昆明天天泡茶馆，“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在他笔下，小小茶馆成了战乱中一方珍贵的精神栖息地。

　　离开昆明后，他再未回去，却始终对昆明菜念念不忘。过桥米线、白汤羊肉、火腿月饼、破酥包子、玉麦粑粑……数十年后，这些吃食铺陈开来，唤醒的是与良师益友相伴成长的激情岁月，亦见证着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的生命韧性。

　　再回望，有些味道，早已超越食物本身，成为他情感坐标中的原点，难以忘却。

　　三

　　汪曾祺的美食散文，高明之处在于以吃载道，意在食外。透过食事，他谈人文风俗、生活美学、文艺创作，将中国深厚的饮食文化浸润于字里行间。

　　“淡”中求“味”。他以美食为媒介，对各地风俗进行独到而细致的描摹。在《豆腐》一文中，他通过精妙的比较，细数一“食”百吃：北京的小葱拌豆腐、扬州的“文思和尚豆腐”、高邮的汪豆腐、长沙的臭豆腐、安徽的霉豆腐……他将豆腐的做法、形态、风味一一分说，读罢令人惊叹，小小一方豆腐竟演绎出万千风味。这背后，是他对地域文化的深刻洞察。他在《手把肉》中谈内蒙古人好客、好酒的民风，也在《四川杂忆》中谈四川人钟爱的麻辣味，还细细考究过《东京梦华录》《水浒传》《梦粱录》等著作，用以佐证。

　　“趣”中见“韧”。汪曾祺的一生并非坦途，他经历过战争、饥荒与动乱，文学创作起步于上世纪40年代，却大器晚成于80年代。在艰难岁月里，他依然从生活中观照内心。1960年，汪曾祺结束劳动后，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身处荒凉之地，精神孤寂，他却将研究马铃薯当作一份事业，像品鉴诗文一样研究各个品种，画了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甚至幽默地说：“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这种在清苦中把日子过成诗的能力，治愈不少读者。

　　接纳百味。汪曾祺在多篇文章都谈及，“口味要杂”。这不仅是他的饮食观，更是他的人生哲学与文学价值观。在《吃食和文学》中，他话锋一转，由美食谈到创作：“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他还从吃苦瓜联想到文学创作，认为看待文学作品要见仁见智，希望“评论家、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在今日仍然珍贵。对新事物、新观点，我们不妨多一些好奇心。

　　他的文字，干净、朴素、节制，却拥有一种“水洗过”的清澈力量。他不堆砌辞藻，却能让人“口舌生津”；他不故作高深，却能让读者在平淡中看见生活的光亮。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他的文字如同细水长流，恬淡却又不失力量，教会我们如何在一箪食一瓢饮中安顿身心，如何在不同境遇里宠辱不惊。

　　或许，生活的诗意，未必在于执着追寻远方，手中的一茶一饭亦沉淀着生活的热气。跟着汪曾祺，让我们尝遍南北风味，读懂热爱，慢煮生活，“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