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五问社科何为

　　在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24场分论坛中，不少议题指向数字时代的规则构建和价值判断。对此，有网友认为，数字时代呼啸而至，最好的选择，就是在“技术”转角遇见“人文”之光。

　　然而，一边是数字善意和技术理性备受关注，另一边关于“人文社科学科是不是越来越没出路”的焦虑迅速蔓延。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承载着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重要使命，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社科究竟应何为？或许需要从这五个“有没有”开始思考。

　　一问：有没有把研究问题找准切准？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强调“文以载道”“学以致用”。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破解现实问题，是我们党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他曾在“之江新语”专栏发表文章指出：“老百姓可能不关心GDP，但他们关心吃穿住行，关心就业怎么办、小孩上学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等等。”是否切中群众利益，有没有直指社会矛盾，也是评判真问题与否的重要标准。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还是要走到问题的第一线。这几年，一大批浙江学者深入山区海岛县开展“沉浸式”“蹲点式”调研，围绕当地提出的发展难题“揭榜挂帅”，为地方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有的团队为当地量身打造“图书馆+旅游”模式，将智慧书屋嵌入青山绿水间，既激活了公共文化空间，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

　　找到问题，开出药方，“后半篇文章”则更为关键。如何避免调研成果“人走茶凉”，将它们真正转化为持续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比如，除了看论文、批示数量之外，还要深入考察研究成果对基层实践的实际提升效果；持续跟踪研究成果对地方的长期影响力；将“授人以鱼”转化为“授人以渔”，将科学方法融入当地干部群众的日常生活工作等。让社科研究真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是提升其时代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二问：有没有把“做法”升华为“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就注定了在实践探索中必将不断开拓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他国的创新路径。例如，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安吉余村先行先试，打破“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思想的桎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科学解答了人、自然、社会如何和谐共生的时代课题。又如，面对中国基层治理的复杂性，诸暨枫桥镇通过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如果能从实践“做法”中找到普遍性的“经验”，将成功的关键因素进行标准化、场景化的理论表达，理论创新的成果就可以转化成中国特色的发展路线图。这几年，浙江对一些好的经验做法进行了系统性的学理提炼和模式总结，推出了《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浙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研究》等一批标志性成果，将实践经验转化为一套观察、认识、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

　　好经验、好模式不仅要“讲得出”，还需要“叫得响”。需要看到的是，中国话语的全球传播力、影响力还有待增强，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学术争鸣中，主导和引领国际舆论的能力还不够，一些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尚未形成全球共识。推动中国话语实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领着讲”，才能构建起与中国道路相匹配、与中国实践相贯通的话语体系。

　　三问：有没有让文化资源成为发展动能？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如同内嵌于人体的DNA，它虽无形，却能通过无数日常实践，影响群体行为性格的外在显现。比如，浙江海洋文化中所蕴含的冒险、开放、兼收并蓄的特质，以及“浙学”传统中“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精神，共同催生出敢为人先、务实创新的浙商品格，滋养着这片土地独特的时代气质。

　　过去怎么来、未来向哪去，都得从文化里找答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深情写道，“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并强调“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20年来，浙江积极推进文化研究工程，对浙江历史文化和当代发展进行系统研究，解释“钱塘自古繁华”的文化内因，凝聚起新征程上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正在用创新的形式、科技的手段重新阐释传统文化和中国故事：在安吉，曾经的矿坑废墟上飘起咖啡香，“矿岩咖啡”不仅是一门生意，更成为“人文经济学”的生动实践；走进“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借助高清图像、细节放大等技术，观众能与千年前的丹青近距离对话，也可以戴上VR设备，体验“走进”古画的沉浸之美。

　　经济发展、技术发展为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但有的地方把文化作为“噱头”，只想着赚流量博眼球，而忽略了对文化内涵的挖掘；有的虽以文化“搭台”，却只让文化当配角、作点缀，未能真正唱响发展“大戏”。事实证明，只要人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绵延不绝，文化的脉搏便只会愈发强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文立心”的文化使命也会越来越重。

　　四问：有没有讲好道理、讲透真理？

　　思想的力量，有时比刀枪更能影响历史的走向。历史一再证明，思想的防线一旦失守，很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国家危机。从东欧剧变到一些地区的“颜色革命”，其背后往往伴随着舆论的失控和民心的涣散。今天，我们身处一个各种观念激烈碰撞的时代，认知的较量与舆论的引导，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手中的“笔杆子”，更应肩负起凝聚共识、澄清是非的使命，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现实问题，清晰地解答“怎么看”、明确地指引“怎么办”。这几年，浙江有一批活跃在基层理论传播一线的专家学者、青年师生，有的用“开放麦”“剧本杀”“快闪”等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带入“寻常百姓家”，有的研究机构编著《唱享<诗经>》、“诗话浙江”系列丛书等，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喜闻乐见的科普读物。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理论“主播”、思想“大腕”、学术“大V”，理论才能真正“活”起来，点燃大众的思考与创造热情。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用理论引导舆论的作用还没有很好发挥出来。有的理论传播在不同场合简单套用同一套话术，让听众听了“无感”也“没用”；有的只敢讲相关部门盖棺定论的“标准答案”，在社会的热点问题和思想斗争中“失语”。能否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推出一批具有阐释性、解读性、参照性的好项目好活动，把各级党委、政府制定出台的惠民政策讲清楚、讲透彻，让群众了解党委、政府在干什么，要为群众解决什么、自己该做什么。创新话语体系，如何让理论传播既保持深度又富有温度，是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

　　五问：有没有把技术变量变为学术增量？

　　我们正置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变革中，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仅重塑着生产生活，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传统的科研方式，以往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文献检索、实证调查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可能面临创新与变革。比如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对海量文本、影像资料等进行查找归类、深度解析，通过3D建模技术重现历史场景。

　　另一方面，技术本身也催生了新的研究课题。社科研究的焦点也从生产分配、制度建构，拓展延伸至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现代化领域。当人工智能开始创作诗歌，我们不禁重新审视“何为智能”与“何为创造”；当基因编辑技术取得突破，关于生命尊严、技术伦理与社会公平的讨论也愈发迫切。

　　在笔者看来，技术的进步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工具和方法，但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又是复杂多元的，需警惕过度依赖数据处理而忽视实际场景，重技术开发、轻问题解决等倾向。如何用好新方法才能得出对人类进步有价值的结论，仍然是需要不断去思考的问题。

　　时代一直在变，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也在随之发展，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初心仍在，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始终繁荣发展的根本。这或许就是“横渠四句”穿越千年给予我们的启示——真正的思想者，永远在回答时代之问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