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书必须“占有”吗

　　很多人在搬家、搬办公室时，都面临如何处理图书的问题。整理书架时，常常陷入两难：这本已经读过好几遍，还留吗？那本买来后至今未拆封，但也许将来有机会用到？

　　和其他物品不同，书的“断舍离”似乎更难、更让人纠结。扔了吧，总感觉是种罪过；不扔吧，搬家时又实在不方便，平时放着还占地方。那种留之无用而弃之可惜的纠结，是许多爱书人曾面临过的困境。

　　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与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书必须“占有”吗？

　　一

　　印刷术发明前，书是稀有之物。拥有一本书，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拥有知识本身。

　　殷商时期，人们将文字刻在竹或木上，单片称“简”，编连成“册”，这就是简册书籍。后来，出于轻便携带的需求，人们开始在丝织品上写字，并称之为帛书。这类书籍要么笨重、要么昂贵，普通人看上一眼都难，更别说占为己有了。

　　汉代朝廷设立兰台、东观收藏典籍，并由专门的兰台令史管理藏书事务。私人若要获得一本藏书，只能雇佣识字的门客抄写，或者付出高昂代价求购副本。

　　西方中世纪时，书籍也主要靠手抄本流传。相传，一部《圣经》手抄本，需耗费数年光阴、数百张羊皮。拥有它，几乎就等于掌握了神学的解释权。

　　可以说，在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知识、权力是三位一体的。对书籍的占有，可以垄断知识的源头，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今，当知识的载体如洪水般泛滥，印刷品触手可及，电子书更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复制传播时，书籍物质层面的神圣光环已悄然褪色。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苦于“无书可读”，而是困于“书满为患”“书读不完”。

　　二

　　古有热爱藏书者，如陆游“平生喜藏书，拱璧未为宝”，如李清照、赵明诚夫妇“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近代有王国维称“余毕生惟与书册为伴，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

　　当下，电子书资源海量丰富，公共图书馆方便惠民，可爱书人为何仍热衷藏书，不舍得弃书？除了“敬惜字纸”的传统观念外，还有哪些影响因素？

　　藏书是感官的享受。捧读纸质书时，我们除阅读文字外，还眼观其装帧，手触其纸张，鼻闻其墨香，耳听其翻页声。此时，阅读不仅是头脑的享受，还是一场包含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全方位感受的盛宴。古人用“牙签万轴”“万签插架”来形容藏书之多带来的视觉震撼。明代藏书家高濂用“纸坚刻软”“用墨稀薄”“开卷一种书香”来形容所收藏的宋人之书，描述的则是书的纸张、用墨、气味给人的审美体验。

　　藏书是自我的见证。书是有痕迹、有记忆的。页边的批注，偶然的折角，或是夹在其中的一张书签、一片枫叶，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记录着阅读时的天气、经历和心境。书架上那套《哈利·波特》，让你想起童年废寝忘食在魔法世界“游历”的日子；那本已经翻烂的育儿指南，见证着你初为人父、人母时的焦虑无措；而那本至今还未拆封的经济学“大部头”，则记录下曾经那个“想成为更好的人”的自己。

　　藏书是人际的连接。书架、书墙、书房，不只是属于自己的精神王国，还是人与人之间重要的桥梁和纽带，创造出深层次的情感与思维连接。友人来访，无需多聊，看看书架上的书，关系可能一下就拉近了；孩子成长过程中，通过家庭藏书，得以了解人间的丰茂、世界的广阔，也与父母家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交流主题。

　　三

　　对于爱书人而言，我们该如何处理与书的关系？笔者认为，有三对关系尤为重要。

　　藏书与读书。藏书不易，读之亦难。古有张潮在《幽梦影》中直言“藏书不难，能看为难”，今天网上也流传“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读完所有的藏书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书并非都得一页一页仔细读完，有的是供浏览翻阅的，有的是拿来参考备查的，还有的纯粹是封面或装帧赏心悦目、令人欢喜的。所以，不必因“书读不完”而徒生焦虑。藏书也好，读书也罢，能让自己精神愉悦、有所收获，就是值得的。

　　藏书与扔书。作家韩少功把书分为4类：可读之书、可翻之书、可备之书、可扔之书，认为“可扔可不扔的书，最好扔；可早扔也可迟扔的书，最好早扔。”扔书需要勇气，亦需智慧。分辨哪些书值得收藏，哪些书已无价值，考验人的判断力和鉴赏力。每扔掉一本不需要、不喜欢、不会读的书，留下的就显得更重要、更珍贵、更系统，藏书的意义和价值也由此进一步彰显。而那些被扔掉的书，也可以通过赠予、转售等方式流通，获得第二次生命。

　　藏书与借书。并非所有值得一读的书，都必须占有。比如昂贵的画册、只需查阅一次的参考书、不确定自己是否感兴趣的新书等等，都更适合去图书馆借阅。借来的书，到期需要归还或续借，容易迫使自己抓紧时间读完。此外，数字化时代也为阅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通勤时读电子书，做家务时听有声书，这些形式既解放了阅读的时空限制，也让我们与书的关系更加轻盈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