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温州商人在山西投资煤矿究竟是投资还是投机？我省有关部门完成的《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在山西省投资兴办煤矿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以下称《报告》)首度以官方报告的形式揭开了温州“炒煤团”的真相。由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会同浙江省驻北京(包括山西)办事处、温州市协作办以及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组成的调研组，去年末在沸沸扬扬的温州“炒煤团”质疑中专程赴山西调研，搜集了大量客观事实与数据。

　　从这些数据与事实中，《报告》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对“炒煤团”市场行为的重新认识———“从总体上看，温州民营企业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是一种具有相当风险性的长期投资经营行为，属于正常的市场运作”。二是如何让温州商人小而散的投资行为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在外浙商成为解决我省资源问题的重要力量建立一条可行渠道。

　　温州“炒煤团”投机炒作不成立

　　温州民营资本赴山西投资煤矿，本来是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互利互惠行为，为何遭来如此多的质疑，关键在于一个“炒”字将温州商人的投资行为烙上了投机性质，认为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价格。《报告》认为此说法基本不成立。

　　曾被部分媒体大量引用的数据称，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已由温州商人承包，年产量共计8000万吨。这一数据往往是支撑温州商人投机炒作当地煤资源的主要依据。但调研组发现所谓的温州“炒煤团”对于市场的控制力远不及传说中的实力，不可能达到垄断市场和操纵价格的目的。

　　《报告》提到，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分布在山西全省，共计300多家企业，累计投资30多亿元，但“煤炭年产量总计2000多万吨，约占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2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100”。从这些数据看，温州商人并不具备炒作并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

　　一位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称，这些数据既有来自于山西省浙江联合会(筹)、山西省中小矿山井巷企业联合会及部分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企业，也有来自于山西省的有关政府部门。而之所以和流传中的数据有这么大的差异，据称与重复计算有关———一个同时有数个投资者的煤矿，因为有温州人的股份就把整个煤矿产量计在温州人的名下了；而有多个温州人合股投资的煤矿总产量也被多次计为不同的温州籍合作方名下，使得一个煤矿的产量统计汇总后翻了好几倍。

　　而温州民营企业投资山西煤矿的两种进驻方式，也从一个侧面推翻了“炒煤团”之说。《报告》发现，一种是上世纪80年代进入山西打工挖煤的工人，主要是从事井巷掘进工程的工人。这批温州人到山西后勤学技术、吃苦耐劳，对煤炭行业相当熟悉。随着煤炭市场逐步放开，一部分温州人便开始以承包、联营等形式投资经营煤矿。确切地说，这第一批投资者大多是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地的井巷工程公司职工，在当地施工过程中与煤矿发生了密切联系。随后，又敏感地嗅到商机，从温州召集资本投入。另一种是2000年后随着全国煤炭市场的回暖来晋投资的温州商人。由于煤炭是高投入行业，当地融资难度较大，一些从事皮革、房产等其他行业的温州商人就抓住机遇，以极快的速度筹措资金进入。

　　一位温州商人气愤于“炒煤团”之说对温州投资者的指责。据他说，温州投资者很早就投资山西煤炭生产，起初煤炭市场疲软，投资者获利不多甚至有的还亏本。现在煤炭行情好了，确实有一些温州商人获得了高额利润，但也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温州商人在亏本。

　　《报告》对此也给出了一些企业投资经营中的一些事实。首先，温州民营企业大多是以承包的形式投资经营煤矿，承包年限一般在几年到几十年之间，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是进出容易的短期投机行为。其次，这些企业大多投资在煤炭生产环节，更体现为投资行为。第三，温州商人基本是在坑口就地销售煤炭，并没有通过集中买卖行为炒高煤价。煤炭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内能源供需趋紧和运力紧张因素影响的结果。

　　人们害怕投机，是因为投机本身是一种极端化了的投资行为，是带有赌博性质的投资行为，会在短期内使市场失去平衡。当流言涌向温州投资煤矿的商人的时候，人们可能无法想象，这些在异地投资的温州人可能比当地人更重视平安赚钱，更重视对生产风险、投资风险的控制。为了加强技术改造和安全管理，温州商人不惜从全国各地高薪聘请煤炭工程师。

　　记者曾接触一些来浙招商引资的人士，他们往往把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作为吸引浙商投资的有利条件。因为大量的浙江民间资本在省外资源能源的投资中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合作的有效形式，带动了投资地的能源资源开放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关专家表示，在区域经济往来中，民间投资的市场行为更能持续地促进双方经济的互补发展，对当地市场的带动作用也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