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杰，25岁，万达建设工地小工

　　爱情是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还不到晚上9点，湖州路上的浙江万达建设集团工地却已经一片寂静，偌大的工棚区，只有几间房里透出几缕灯光，大门一侧的水房边上有人摸黑在洗澡，那么静，连水流声都显得格外小心翼翼。对于大多数都市人来说，晚上8点，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而在工地，这时很多人都已入睡。

　　工棚区D座住宿楼楼下第一间房子此时是惟一一间房门大开的房间，门边七八个人或坐或蹲着，正围着一张只及膝盖高的矮脚小折桌旁打牌，一个小伙子打输了，几个人正哄笑着往他身上贴小纸条。一旁的黑白电视机满是雪花点，吱吱呀呀的声音也小得听不大清楚。房间右手边堆着杂乱的建筑材料，左边并排挤着三张床，靠墙的那张床上，张俊杰正斜躺着，捧着本《孤星泪》看得津津有味，似乎周围的热闹和他无关。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去打牌，他笑了笑说“没兴趣，”又低下头接着看书了。

　　小张今年25岁，从江西到杭州打工已经4年了，记者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懒洋洋地有些爱理不理：“整天待在工地上，哪有机会去交女朋友？再说城里的消费这么高，也交不起。”

　　因为没有对象，平时小张的工余时间就靠看武侠小说和电视来打发。工地旁有一个租书摊，小张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租几本书回来。在杭这几年，他最“奢侈”的一次是和工友一起到庆春电影大世界看了一场电影，“太贵了，看一场电影就花了我一天的工钱。”为了这场电影，他心疼了好几天，从此再也没踏进电影院。还有一次，工地放假在宿舍闷得慌，他和工友们一起去逛了圈西湖，因为不舍得坐游览车，一圈走下来，他只记得走了很久，很累，“比在工地上干活还累。”

　　小张说，在老家，像他这个年纪的大多已经结婚了，家里也催了几次，催他回家相亲结婚，他一直下不了决心：回老家实在不甘心，可待在杭州，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女朋友。有一次，一个工友拽着他去了一次万松书院的“相亲会”，转了半天，他硬是开不了口。“去那里的都是城里人，我一个民工，谁会看得上？”他说，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回家了，“城里再好，婚总是要结的。”他淡淡地说着，转了个身，又捧起了那本《孤星泪》。

　　视点调查

　　7成民工感到孤独

　　针对在杭民工的情感生活，我们在各大建筑工地、民工公寓发放了100份调查问卷，对20——40岁年龄段的民工作了一次调查。看似枯燥的数据却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情感方面的困惑和苦恼。

　　近8成已婚民工两地分居

　　感到孤单是民工在外打工最大的苦恼。调查结果显示，在已经结婚的民工中，配偶留在老家的占78%，一起在杭打工的占22%。与此相对应的是，相对“收入太低、经济不稳定”以及“劳动强度大，太辛苦”，有72%的人认为在外打工最大的苦恼是“孤单、缺少朋友”。由于受特定的打工环境和条件所限，老乡或老家的亲友介绍认识成了民工结交异性的主要途径，调查中有47%的人选择了这一项。另有26%的人在一起打工中认识异性；通过一些社会活动，如娱乐场所、网吧等结识的占24%；通过婚介所介绍认识的不足3%。

　　半数民工希望扩大交友渠道

　　在外来务工人员婚恋难的原因调查中，有42%的人选择了“生活工作交际范围窄，没有认识对方的机会和渠道”；选择“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的占33%；另有25%的人选择了“没有经济实力”。在“希望有怎样的交友渠道”调查中，有25%的人希望能有“专门针对外来务工者的婚介所”，有48%的人希望社会能多为民工组织相应的交友活动，扩大交友渠道。婚介难觅“另一半”

　　对杭城婚介所的调查显示，各婚介所外来务工人员的注册量都不到15%，有个别婚介所的登记量还不到1%。前来登记的外来务工人员年龄大多在20岁到30岁之间，普遍文化程度是初中、高中和中专，都是近几年才来杭州，月收入基本在1000元左右。

　　由于地域偏见和自身条件所限，外来务工人员通过婚介寻找另一半的路并不是很平坦。一位婚介所的接待人员分析说，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婚介所一般都要收数百元的入会费，这笔钱对民工是个不小的开支；另外，来婚介所登记需要工作证、未婚证、身份证这“三证”，其中未婚证要居委会、街道或村里提供，而外来务工人员出门一般不会想到去打未婚证明，所以常常因为“三证”不全而造成问的人多登记的人少。

　　从电脑档案上看，即使在婚介所登记了，外来务工人员的成功率也是极低，一家婚介所告诉记者，去年一年，外来务工的男会员没有一个介绍成功，成功的女会员有4个。对此，婚介所的一位负责人分析说，这一方面是由于男会员提出的要求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与社会对男性在“成家立业”方面的较高期望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