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大伯的幸福生活

　　在社区4号楼101室前的空地上，孟凡忠大伯正抱着7个月大的小孙女和老伴聊天。说起在银杏小区的感受时，来自安徽阜阳的孟大伯只会说好：“这里好，我3个儿子都来这里住了。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还当了回‘城里人’。”

　　孟大伯告诉记者，他们一家2003年2月份就来北仑打工了，当时租的是村民家里的房子，“以前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哪能跟这里比，脏得很，门口垃圾也没人扫，有的人家粪缸就放在屋后，一到夏天，屋里真是呆不住人。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帮，那个帮，动不动就打架。还经常听说有人家丢东西，当时我们就寻思着换个地方住。”

　　就这样，孟大伯一家搬进了银杏社区。“说起来我们还是第二个搬进来的呢。你看我们这里多亮堂，晚上有保安巡逻，垃圾有人上门收，房租也便宜，这么一间也只要170元。”孟大伯说，今年过年，也是在社区过的，“一家人全在这里了，跟邻居串串门，说说话，热闹得就像在老家一样！”

　　浙大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别让外来人口边缘化

　　民工从一进入城市起，就是城市的一分子。一个城市对居民的定位不能以物业为基础，而是基于他们在城市的居住。民工跟社区的其他人，比如大学生或者机关工作人员等相比，除了知识结构和从事的职业不同，没有别的区别，都是生活在这个社区的居民。

　　在浙江的许多地方，由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许多外来建设者大量涌入，但这些外来建设者却存在着被逐步边缘化的危险。虽然他们参与了当地的建设，但是很多政治权利、社会权益没有享受到，比如统计GDP的时候会把这些外来建设者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统计进去，但是算人均GDP的时候又会把这些人排除。银杏社区的这种做法最终让外地人与本地人享受社会公平，让他们更好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更好地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集中居住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实现自治的基础，如果这些外来务工者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对于他们参与社会活动是很不利的，有时还会造成一些不稳定因素。外来务工人员从农村踏入城市，如何面对城市生活，如何在城市中从容地管理好自己的生活？集中居住以后其实就是给予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整个群体的合法性，外来务工者不再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不再是毫无联系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银杏社区的这种做法就赋予了他们存在的整体性和实体性。

　　外来务工人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实行社区自治，除了能够比较好地让他们自我管理，保障自己的利益之外，对于整个城市管理都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减少外来人口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还可以让城市的管理者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整天纠缠于社区里的邻里纠纷等等这些琐事。此外，银杏社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自我组织化过程不但是对其他的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地管理的启示，同样对我们居住的普通小区来说也值得借鉴，因为这样也更有利于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这一目标。